提到利维斯(F.R.Leavis)和斯诺(C.P.Snow)之间的“两种文化”之辩(又称利维斯—斯诺之争)，学界一般将之归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1]38，是“科学主义”与“文学主义”之争2]5。这些理解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我们把“两种文化”之辩置于二战后英国社会的转型以及英国文化批评史的大语境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个事件隐含着更复杂的成因和内涵。 如果说19世纪英国文人的文化观蕴含着转型焦虑，贯穿着对机械文明所代表的“进步”话语的质疑和批判①，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转型焦虑呈现出新的特征。二战在结束的同时，也终结了人类社会“线性进步”的神话，但“科技进步”“福利至上”的话语仍然余音绕梁、不绝于耳。二战后30年常被称作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②。英国工党政府在1948年创建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为国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从5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物质的丰裕并未带来民众精神面貌和幸福感的提升，流行文化、消费文化蓬勃发展，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工人阶层和青年一代对国家与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突出反映在五六十年代的“愤怒青年”文学思潮③以及“反文化运动”④中。这给当年由托马斯·卡莱尔(T.Carlyle)等人开创的、针对“进步”话语的批评语境增添了新的语料和新的视角，促使文化批评向新的深度拓展。 斯诺和利维斯之间的“两种文化”之辩并非单纯的科学与人文之争，而是体现二者对何为文化、文化何为的不同看法。该事件蕴含着英国社会在科技时代的转型焦虑，折射出英国文化观念的嬗变，尤其是技术功利主义话语对文化观念的侵蚀。该事件及其余波极大地影响了二战后英国文坛的文学创作和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不仅如此，英国文坛引发的“两种文化”之辩已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人们对高等教育和文化命题的新思考。 一、“两种文化”之辩之缘起 斯诺在1956年10月6日发表于《新政治家与民族》(New Statesman and Nation)周刊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两种文化”之说，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1959年5月7日，斯诺受邀于剑桥大学发表里德演讲⑤，再次论述自己的“两种文化”说。他在演讲中把文化分为“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指出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鸿沟。他的观点可归结为四个方面：(1)斯诺声称自己身兼科学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经常往返于这两个团体之间，在他看来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代表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互不理解，有时甚至是仇视和憎恨。(2)科学文化是新兴文化，文学知识分子代表的传统文化正在衰退。(3)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社会进入一个科技变革时代：科学革命影响一切，是解决贫困的唯一手段。英国应加强科学文化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以应对正在发生的科学革命。(4)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问题只有通过工业化和科学文化才能解决⑥。后来，该演讲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分两期连载于文学期刊《交锋》(Encounter)(1959)，此期刊的读者群为英美两国的知识分子，斯诺的观点故而在大西洋两岸引起极大的反响。 利维斯与斯诺同出剑桥，但他一向视斯诺为沽名钓誉之徒。斯诺的演讲出版之始，他认为不值一驳。但他没想到此书一经出版(1959)，便洛阳纸贵，两年之内再版了七次，并进入英国中学课堂，作为剑桥大学入学考试的必读书目。这时，他才拍案而起。 1962年2月28日，利维斯在剑桥大学唐宁学院的里士满讲坛发表了言辞犀利的演讲，题为《两种文化？论斯诺勋爵的重要意义》，一一驳斥斯诺的观点。虽然利维斯稍显刻薄的措辞和咄咄逼人的文风遭到包括美国批评家特里林(L.Trilling)在内的许多学者的批评，但他却坚称自己的演讲并不是针对斯诺的个人攻击或否定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更不是争论人文与科学孰轻孰重，他真正的靶标是大众社会确立文化权威的浅薄方式以及斯诺所代表的技术功利主义话语。 首先，对于斯诺自诩为沟通科学与文学两大阵营的文化权威，利维斯并不认同。利维斯视斯诺为科学界的公关先生，没有资格代表真正的作家。在他看来，斯诺的写作正是他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以及《文化与环境》中批判的“报刊式写作”，是一种娱乐化、商业化、大批量生产的“都市文学文化”。在他眼中，作为严肃小说家的斯诺“根本不存在”，斯诺代表的庸俗都市文学文化是“技术功利主义”⑦造成的文化恶果，斯诺被奉为文化名人和知识权威的现象，体现了当下英国社会良莠不分的文化状况，这就是“斯诺勋爵的重要意义”[3]54-57。其次，利维斯指出，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命题是个伪命题，没有所谓的“科学文化”，因此也就没有所谓的新兴文化和传统文化之分，只有一种文化，即以文学批评为核心的文化传统[3]101。再者，利维斯不否认科技和物质文明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技术进步、物质水平的提高以及公平分配并非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人类的生存还有其他事关人性和人生意义的考量。而现代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洞察则受益于文化传统，作为严肃学科的英文研究是保存和发展文化传统的重要手段[3]105-106。 斯诺和利维斯的“两种文化之辩”常被视为半个多世纪前托马斯·赫胥黎(T.Huxley)与马修·阿诺德(M.Arnold)之间关于大学课程中文学与科学孰轻孰重之争的延续⑧。但这种联系虽有启迪意义，但容易模糊两场争论焦点的差异和所处社会历史语境的不同，容易造成简单化的理解。1880年在伯明翰大学梅森科学学院的成立典礼上，赫胥黎发表了题为《科学与文化》的演讲。在演讲中，赫胥黎批驳阿诺德的文化观。赫胥黎认为阿诺德对文化的定义包括两点：“(1)对生活的批评是文化的核心；(2)文学包括构建这种批评的所有材料。”[4]1431他同意第一点，反对第二点。在赫胥黎看来，现代社会中科学的影响无处不在，科学知识同样提供对“生活的批评”，因此“为了获得真正的文化，单纯的科学教育至少与单纯的文学教育同样有效”[4]1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