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21)02-0164-12 晚近三十余年来，伴随着中国与世界形势，特别是中美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对美国的学术动态十分关注。不但一些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方式、学术思想都应全面“与世界接轨”(这个世界，即由美国主导的后冷战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士对美国学术界的一举一动常抱亦步亦趋之态，就连一些旨在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人士也将目光聚焦到美国，从后者那里寻找各种理论的武器。俗话说：力大则声响。凭借依然颇为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无论在学术生产力，还是在学术传播影响力方面，当代美国学术界都堪称全球翘楚；而且正因为美国象征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某种典型形态，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社会的批判性剖析，也必然会给予人们一些理论上的启迪，有助于更为深入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对美国学术动态与学术前沿的关注也无可厚非。 但问题在于，今天一些人士的做法，似乎并非是从20世纪中国的革命历史经验与思想遗产出发去审视、汲取、思考美国的批判理论，而是以后者为中心，用它来解读、定义、评价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在此情形下，中国的相关历史经验是否具有历史与政治的合法性，必须由后者的基本内容与基本逻辑来定义。我们不禁要问，一场大体上并不太成功的革命运动(如果其能称为“革命”的话)，有什么资格来指导或评判中国这一真真切切经历过革命的人民战争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极大成就的国家？难道仅仅因为它是“美国”的？更有甚者，后者的一些基本诉求、表现形式、批判风格、喊话对象，也开始在当代中国逐渐流行起来，在某些社会群体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其中，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化左派(或曰“新左派”，用更为大众的称谓，则为“白左”)影响尤其大。它不但在学院内颇具势力，而且在大众文化层面也越来越流行，一些文化产品十分典型地体现出美国文化左派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而言，这无疑是一股极具挑战性的思潮。一旦处理不当，很可能造成许多政治上、文化上与教育上的麻烦。因此，美国文化左派的一些基本诉求、表现形式与历史后果，特别是它对美国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干扰，十分值得当前中国引以为鉴，切不可由于其属于广义的“左派”而忽视它自身的弊病。 一、“跟着感觉走”的文化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时期，人均收入得到较为明显的提高，中产阶级的总人数不断增加，新的科学技术不断被应用到资本主义生产之中，制造出了许多新的消费品，一个喧嚣的消费时代已经来临。从外表上看，美国社会显得繁荣而丰裕。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文化领域变得越来越僵化，科技的发达带来了人心层面的精神危机，不少青年人感到异化与孤独，道德虚无化的思想开始在社会上蔓延；资本主义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对于美国社会的控制也越来越强；作为极具力量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干涉他国内政，武装颠覆不合自己心意的政权，最终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美国国内十分突出的种族矛盾也让美国长期标榜的政治理想黯然失色；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仍有不少人处于贫穷无告的境遇，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在此背景下，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参与者的文化左派运动开始在美国社会出现。他们抨击教育领域的不平等与其他制度性弊病；批判美国种族主义歧视，支持黑人解放运动；抗议美国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情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运动；揭示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训之下，大多数美国人满足于物质生活上的享受，但精神与道德层面极为空虚。他们先是集会游行，发表宣言，然后罢课上街，组织抗议示威，最终越来越激烈化，走向暴力行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内部群体的不断分化，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镇压瓦解，以及他们的行为越来越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美国文化左派运动慢慢走向衰亡。①必须承认，美国文化左派在20世纪中叶对于美国社会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具有一定批判力的，特别是与这场运动相伴而生的黑人解放运动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在1963年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因此，“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②之后，武装革命团体“黑豹党”的代表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黑豹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重要的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 但是，具有批判力并不代表其之所以批判的理由、批判的重点、批判的目的、形成这种批判的社会基础都是没有问题的。美国文化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后者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传统的革命动力工人阶级被以不同的方式整合进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当中，成为这一体制的受益群体，因此，批判者们唯一能坚守的就是保持自身理论的批判性，他们的着力点也就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转变为对文化问题与哲学问题的高度关注，体现出极强的知识分子色彩。③在参与者的家庭背景与社会阶级方面，正如论者所言：“在六十年代，确实有少数返璞归真、试图远离消费社会的文化青年参加学生运动，但SDS(‘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成员的主体来自美国社会中上层阶级，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且女性成员家庭背景的优越性比男性成员还要明显。他们穿着琳琅满目的从消费社会挑选的称心衣服，吃着消费社会生产的丰富多彩的可口食品，开着消费社会带给他们的小汽车，看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电视……他们一面享受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种种快乐，一面在诅咒着消费社会。他们并不是要抛弃这个富裕社会，而是想渴望在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外，还拥有充实的精神生活。”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