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2568(2020)06-0050-08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学界劲吹“田野风”，行走田野成为时尚。田野考察并不专属哪一学科，讲究的是深入民间，以参与式观察获得实证材料，当下能有红火气象，诚然可喜。田野考察在我国有着悠久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有“问俗知政”的制度，当时专设负责采风的官员即“行人”，要定期到各地民间搜集歌谣，供当政者了解风俗民情，考察政治得失。据说《诗经》中《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篇，其由来便与此有关。“礼失求诸野”这句话是否真为孔子所说，尚存争议，但它为“田野”赋予的那种沉甸甸的神圣感，至今仍能感受到。 不过，“田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直萦绕我心的问题。 所谓“田野”，即民众日常生活世界，既是人类总体行为发生的空间，也是人类知识的本原。套用柯林伍德的话来说，就是生活是“自我—授权的”①。如果仅依据书面材料分析人性乃至人类，就既高估了人类的理性能力，也低估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复杂程度。一言以蔽之，从田野维度出发的考察与研究是必须的。 日常生活是琐碎多变、模糊难辨的，它当然也会受到国家制度的巨大影响，虽然后者并不见得总是直接发挥作用。②人人都在日常生活中，视听言行皆为日常，但在传统学术中却往往被选择性地赋予不同价值，致使绝大多数人的“日常”遭到忽视甚或漠视。田野研究作为方法，首要之义，就是要警觉与反思人之常情在学术研究中的缺失。 在现代西方文化转向中，日常生活被提升到空前高度予以关注。胡塞尔强调的对“生活世界”的回归，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在”观念，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分析，福柯关于“规训”的微观性权力的分析等，都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晚近的布迪厄则以人的“习性”为关键性概念，通过对其历史养成与现实运用的观察，试图理解日常生活实践。③在布迪厄看来，“习性”研究的特别意义，在于它代表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在日常生活与社会运行之间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阐释路径。 古今中外，许多著名思想家都惊叹于日常生活力量的不可低估，并做了精彩表达。例如黄遵宪说： 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然，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夫事有是有非，有美有恶，旁观者或一览而知之，而彼国称之为礼，沿之为俗，乃至举国之人，辗转沈锢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则习之囿人也大矣！④ 詹姆斯·C.斯科特也说： 正如成千上万的珊瑚虫杂乱无章地形成的珊瑚礁一样，成千上万的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不服从与逃避行为构建了其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屏障……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这些礁石上时，人们的注意力被典型地吸引到船只失事本身，而不会看到正是这些细微活动的大量聚集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⑤ 显然，在黄遵宪看来，民众“习俗”是自行其是的，因此以“习之囿人也大”推导其变法维新思想的合法性，而斯科特则关注“细微活动的大量聚集”对于国家权力的侵蚀，认为应从日常生活政治理解社会变迁。二人的共同之处，则是都将日常生活与国家命运相提并论。类似思想，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史记》中即有表达：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⑥ 在这则案例中，君王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态度(或者说“民俗政策”)，对于王朝命运的影响是如此巨大而直接，难怪被后世视为治国之鉴。其中反复述及的“礼”“俗”话语，既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形态的化约表述，又表征着颇富弹性的中国传统政治模式。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政治，绝非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所谓“东方专制主义”⑦一语所能盖棺论定。 在鲁中山区洼子村，村民至今有讲礼论俗的传统。村里老人也知道，他们的生活本身是“民俗”，却在分家、葬礼等一些重要场合，依然拿“礼”或“老礼”说事。⑧面对业已发生或潜在的世俗纠纷，“礼”(而非“理”)是管用的。再看几乎遍布全国各地的庙会节庆、冠婚丧祭、编志修谱、游艺传统等活动，在看似不同的文化表达中，都体现出“礼治社会”的共同特征，比如民间祭祀中“天地君亲师”牌位的摆设，乡村游神时“普天同庆”“天下太平”等旗号的彰显，庙碑家谱中“礼曰”“诗云”的征引，民间口头传统中“圣人言”“老人言”“老礼”“老话”的强调，等等，都在借用国家权威(礼)而建立地方秩序，却在持续的仪式活动实践中，经由形式模仿而逐渐嵌套于国家政治格局，形成了各地同中有异的“家国一体化”传统。我们意识到，民间之“礼”固然是含混的，但这正是民众参与国家礼制建构所留下的文化印迹，并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完整谱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笔者还注意到，为各地民众所运用的许多“礼”“俗”话语，既与国家历史进程中的精英教化实践有关，也因应乡村日常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而不断调适。在乡村社会中，乡绅之家也会出现家庭内部的分化或分工的问题。兄长可能是讲究礼仪、在乡里素有声望的人士，瞧不上“时俗”，弟弟却喜好参与地方信仰仪式、节庆游艺之类的热闹活动。当国家致力于“礼仪下行”之时，对这类家族造成的就可能是分裂，最终在地方社会中形成既有分治又有整合的状态。每逢灾乱年头，民众挣扎于生存底线，也会使地方社会中“礼”与“俗”的裂缝加大，国家行政难以贯彻基层。这就是每逢大的社会灾乱过后，历代王朝总要“整顿风俗”的根本原因，而以此为表征的“礼俗互动”政治实践，也就成为中华文明自我建构、整合和传承的有机部分。即便在朝代更易之际，中国传统社会也总能迅速恢复正常运转状态，其奥秘就在于礼俗互动政治传统的深入人心。在国家政治层面，倡导“为政必先究风俗”“居官以正风俗为先”等民俗政治原则，注重因俗制礼与以礼化俗相结合的社会实践。落实在社会治理层面，国家讲究礼制而不至脱离俗情，民众则以贴近国家正统为正途。因为“礼俗互动”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政治智慧，是冀望通过礼仪教化达至礼俗融合的社会理想状态，以最小代价消除社会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