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0)05-0106-06 从公元前的雅典鼠疫到中世纪的黑死病再到比较新近的MERS、SARS、埃博拉等，人类的文明进程始终伴随着各种疫难。瘟疫就像是一个实力强劲的敌人，几乎每一次交手都让人类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也是血淋淋的“战疫史”，而为了那些已经逝去的，还有将来的，无数和当下的我们一样鲜活的生命，它更应该成为一部“记疫史”，以集体的名义记忆“疫伤”。20世纪初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西方社会经历了自现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瘟疫，这场通常被冠以“西班牙大流感”(Spain Flu)的疫难波及范围之广、感染及伤亡人数之多，至今没有哪一次瘟疫可以与之匹敌。但是在它发生后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在西方所谓的“记疫史”里却几乎找不到它的痕迹。为何最惨烈的瘟疫成了被集体遗忘的记忆？在新冠疫情笼罩的当下，以百年之前的大流感为例来思考瘟疫与集体记忆的问题，也势必具有了观照现实的重要意义。 大流感(1918 Influenza Pandemic)发生在1918年到1920年，最早有记录的病例发生在1918年3月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1]彼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美国不断派远征军前往欧洲西线战场，病毒迅速在西班牙、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扩散。到同年秋季，病毒已在欧洲各个国家和美国国内蔓延开来，一个月内仅美国就有20万人感染流感去世，此后数周之内又蔓延到非洲、亚洲、大洋洲等各大洲，从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部落到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岛，全球范围内凡是人口聚集的地方几乎无一幸免。 然而，这场持续了将近两年时间的流感，其感染和死亡人数至今仍难有一个权威定论。据20世纪20年代后期部分学者和政府卫生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感染了这场瘟疫，至少2 160万人死亡。①70年代以后，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统计数据的细化，有学者开始以新数据为基础重新估算，死亡人数飙升至5 000万到1亿之间。②如此，按照当时18亿的全球人口总数，这场瘟疫的死亡率竟达到了2.8%到5.6%，甚至有学者感叹：“大流感在一年内杀死的人比中世纪黑死病在一个世纪内杀死的人还多，24周内的受害者比艾滋病24年内杀死的人还多。”[2]14在死亡人数上，大流感不仅超过了其他疫病，也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共造成士兵死亡800多万，平民死亡600多万(其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平民和士兵是死于大流感)，而大流感的死亡人数是其数倍不止。史无前例的骇人数字背后是无数逝去的生命和幸存者的伤痛，这让大流感在当时甚至超过了改写世界格局的一战，成为西方在20世纪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刻之一。 2018年11月一战结束百年之际，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巴黎隆重纪念一战的结束，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对战争的回忆和对未来和平的思考中。然而吊诡的是，对于这场与一战同期但伤亡更为惨重的瘟疫，几乎没有任何的悼念和回忆。同样是百年节点，相较于声势浩大的一战百年，它悄无声息，就仿佛从未发生。事实上，这种集体的沉默并不仅仅是在这个百年的结点，在这场瘟疫发生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很难从官方的、非官方的或者艺术的、非艺术的记忆实践中觅得它的踪迹，社会的或者说集体的遗忘伴随着瘟疫的结束就已经开始了。 疫难、疫伤只有借助文本、意象和仪式等各种文化层面上的符号和象征才能从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领域，从个体记忆转变为集体记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作为对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掠走祭司女儿的惩罚，射神阿波罗在希腊军中降下瘟疫，掳走无数生命，成为西方文化记忆中对瘟疫最早的文学表征，从此瘟疫被赋予一种不可逆转的、神秘的、宿命论式的意象特征。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英国作家笛福的《大疫年日记》、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等文学名著都是以曾经肆虐欧洲大陆的鼠疫为创作题材，其中“黑死病”这个名字更是直接出自于中世纪的一首拉丁语诗歌，自19世纪起被沿用至今。还有在各种影像中反复出现的鸟嘴面具，绘画创作和装饰中无处不在的“骷髅之舞”等连同文学创作一起将鼠疫深深镌刻在了西方的文化记忆当中，并且时至今日有关鼠疫的创作和研究依然在延续。对大流感的集体遗忘正是直接表现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对这场灾难表征的缺位。 相较于黑死病、霍乱、艾滋病等这些已然成为人类集体记忆的疫病，有关大流感的社会记忆实践则显得异常稀少，文化意象表征也极其乏力。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官方的纪念日是为这场大流感设立，也没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知名度的纪念碑、墓地等来悼念死难者亦或讴歌在疫线牺牲的医护人员，更没有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相关纪念活动或者象征性仪式。菲茨杰拉德、斯泰因、海明威、艾特略等都是那个时代颇具影响力的代表性作家，可是我们很难在他们的创作中找到对大流感的书写。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伤记忆成为战后以“失落的一代”为代表的很多西方作家、诗人创作的背景和主题。在艺术创作和文学叙事中，有关流感的创伤记忆远远比不上一战，如果说一战是创作的主旋律，那么这场瘟疫至多充当了一个时代的脚注而已。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曾有过对大流感的短暂关注，陆续出现了一些直接以这场流感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如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的The Doctor's Son(1935)，威廉·麦斯威尔(William Maxwell)的They Came Like Swallows，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的Pale Horse，Pale Rider(1939)等，但这些作品当时并未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对这些作品解读的热情也是新近才出现。随着流感亲历者和幸存者的逐渐故去，社会和文化层面的集体性沉默让1918年的这场瘟疫几乎遁入了历史的黑洞，一场毁灭性的疫难在发生后的几代人的时间里，竟然被“回忆”地如此至少，成为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被遗忘的瘟疫”[3]。吉娜·科拉塔(Gina Kolata)，一位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医学记者、《纽约时报》的撰稿人，曾经写道：“如果有任何人应该了解1918年的流感，那这个人就应该是我。我在大学专修微生物学，还修了病毒学的课。但是这些课程里从未提到过1918年的这场流感。”[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