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1)02-0026-10 一、记忆研究何去何从？ “一切都已被言说，只是尚未被所有人言说。”如今，记忆研究的观察者和批评家，开始倾向于用喜剧演员卡尔·瓦伦汀(Karl Valentin)的这句名言的精神，来总结该领域的现状。 事实上，经过20年孜孜不倦的研究，我们不仅绘制了法国的记忆场，而且绘制了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美国的记忆场，并且在2009年和2010年的出版物中，绘制了冲绳、开普敦和拉丁美洲的记忆场。我们已经深入了解了古埃及、中世纪欧洲和“现代记忆”(memory of modern)的记忆形式，了解了“传统的发明”如何缔造了身份认同和政治合法化。当然，基于对记忆的关注，我们对战争、种族灭绝、创伤与和解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有这套方法论在手，记忆研究将轻而易举地让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前赴后继、焚膏继晷，力求记录所有时代和地点的记忆实践。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我们增加了一个又一个记忆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历史的不公，“记忆”是否因此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模板”(stencil)，记忆研究是否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只增量不增质的“叠加任务”？尽管出于许多历史、政治和伦理原因，这种记忆工作(memory work)是一项重要的活动，但记忆研究(memory research)在未来走向何处仍然是该领域面临的重大课题。自20世纪初以来，记忆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而活跃的跨学科和国际研究领域，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直延伸到自然科学。②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元学术复合体，随着跨学科以及跨方法、跨语言边界的交流和协作不断提升，记忆研究似乎非常适用于解决新发展和挑战中出现的新问题，例如，自然和文化的关系、全球化及其弊端，以及人类所展望的未来。 简言之，在20世纪初文化记忆研究的第一阶段[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Frederic Bartlett)是主要参与者]和第二阶段[大致从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出版《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emoire)[1]开始]之后，还会有记忆研究的第三阶段吗？或者该领域还将会继续采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建立的模式吗？ 现在的问题似乎是“记忆研究将何去何从？”在最近一篇题为《迫在眉睫的崩盘还是软着陆？》("A Looming Crash or a Soft Landing?")的文章中，加夫里尔·罗森菲尔德(Gavriel D.Rosenfeld)阐述了记忆研究的批评者对该领域未来前景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想法，即经过20多年对大屠杀的深入研究，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揭露从土著人“被掳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到种族隔离这一段不公正历史。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记忆”的饱和点。这些批评者认为，我们应该开始着眼于现在和未来，而不是继续拘泥于过去。罗森菲尔德认为“9·11事件”是记忆研究终结的转折点和新开端，并总结道：“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记忆的研究似乎越来越成为新危机时代难以承担的奢侈品。”[2] 然而，我想提出相反的观点：如今(这是否是一个比任何其他时代都更具危机的时代也有待商榷)，我们不能奢望不去研究记忆。如果我们想理解“9·11事件”、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暴行或西方的反应，我们必须自然地看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某些精神、话语和习惯范式，或者说文化记忆。我们必须努力理解人们处理时间的不同方式，这不仅单指他们对过去的回顾，还包括他们对现在的理解和对未来的展望。如果我们想了解当前在阿富汗、伊拉克和非洲大陆的战争、理解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了解全球变暖的影响[2][(尤其是人们如何理解这些经历并开始应对它们(或者选择不去应对)]，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遇到的许多“经济”“权力政治”或“环境问题”等“硬事实”(hard facts)至少有一部分是“软因素”(soft factors)的结果，是基于文化记忆的文化过程的结果。 此外，我还认为，用记忆研究现有的方法论工具来解决这些问题相当困难。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第二阶段”的学者所做的一个选择，即把该领域本质上设想为“文化记忆研究”(cultural memory studies)。[3]在使用“文化记忆研究”这一术语时，我们需要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前的探讨中存在着明显的国家和学科差异：例如，在德国，对这一术语的定义相当严格(由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和扬·阿斯曼(Jan Assmann)引入这一概念，人类学和媒体史的概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在美国，对这一术语似乎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当形容词“文化的”用于“记忆”时，其更倾向于指审美媒体、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例如，玛丽塔·斯特肯(Marita Sturken)在《纠结的记忆》(Tangled Memories)中对记忆的定义就证明了这一点]。[5]在英国，记忆研究产生于伯明翰学派的英国“文化研究”，并且在学科体制上仍然是其一部分，其学术上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方法。[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