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声音与其社会解释的关键隐喻，“噪音”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是当代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在人类学著作《神话学》中，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施特劳斯按照“生与熟”“湿与干”“新鲜与腐败”等逻辑范畴，将“寂静与声响”化作一组对立的主题，二者以“火”的出现为分界点，前者属自然范畴，后者属文化范畴。从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出发，加拿大声音理论家R.M.谢弗发展出自己关于噪音的一套理论。谢弗认为，现代工业发展以及声音复制技术所带来的“声音分裂”(schizophonia)，使“寂静”(silence)与“噪音”(noise)成为相对立的概念，前者是自然的、世俗的，后者是文化的、神圣的。谢弗关于噪音的定义及相关研究，最早是在现代技术层面上进行讨论的，但他关于现代社会噪音及其救赎的一系列分析，却成为当代西方声音研究尤其是声音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为我们深入探究“噪音”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资本等相关问题提供了独特切入点。 “天空下水道”里的“声音帝国主义” 对于天生耳朵敏感的音乐家谢弗来说，自然和社会生活环境中的一切不和谐音都是他挥之不去的困扰，哪怕这些声音在普遍意义上并不为同时代人所反感。1965年，在音乐教育领域已久负盛名的谢弗来到温哥华，加入西蒙弗雷泽大学传媒系任教。当时在他居住的房子附近，有很多喷气式海上飞机每天从温哥华港起飞，对他的作曲计划形成了严重干扰，同时也激发了谢弗对环境和噪音的思考。在20世纪70年代写就的《噪音》(The Book of Noise)一书中，谢弗提出，现代城市是一个“声效战场”(sonic battleground)，人类在维持高保真自然环境的战斗中步步溃败，与所生活环境声音景观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劣，越来越多的现代人逐步失去听觉和健康感。谢弗援引叔本华的观点，认为“人对音乐的敏感程度与他所能承受的噪音大小或类似的东西成反比”，“当我们对所听的声音越来越挑剔时，我们会逐渐被干扰的声音信号(如音乐会中不守规矩的观众行为)分散注意力”①。谢弗把噪音的增加归咎于可获得的技术进步，如建筑、交通、电动工具、小工具、收音机和其他电子或机器声音等。在他看来，科技领域是一个危险的混乱地带，其中的声音录制技术带来了“声音分裂”，人工保存的声音与自然的原本声音之间发生分离，这潜在地掩盖了自然声音并污染了人们的听觉空间(aural space)，给地球、动物和人类的声音环境和听觉健康带来实质性伤害。② 谢弗通过对多伦多空中交通的分析逐步展开其关于噪音的论述。他认为，天空的噪音污染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增长得都快，航空业比任何其他行业都更有力地摧毁既有的和平与安静。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政府还未制定出针对建筑和拆除设备的相关声级规定，日益繁忙的超音速运输和飞速发展的国际航空业，使城市上空喷气式飞机的数量与日俱增，飞机马达刺耳的声音直射整个社区、屋顶、花园、窗户、农场、郊区以及市中心——多伦多城市声效环境严重恶化，昔日的静谧无处可寻。“听听天空。轰隆轰隆的声音和空气中的刮擦声，只不过是一种残缺的想象所造成的可以听见的创伤。”“航空旅行每五年翻一番，航空货运增长更快……噪音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马力比例上升，也就是说，在航空业中，噪音每五年翻一番。”③不久之后出现的超音速飞机更是加重了这种噪音灾难。谢弗的数据分析显示，超音速运输机不仅在起飞和降落时会产生更多的噪音，导致远场噪音增加，同时机场附近的横向噪音严重恶化。更关键的是，这种飞机的飞行速度一旦超过音速，就会产生一种额外的如雷般的轰鸣声，称为“音爆”(sonic boom)：“与其他飞机的声音不同，超音速运输吊杆的爆炸区宽约50英里，并沿着飞机飞行路径的整个长度延伸。超音速飞机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机场。”④由此，谢弗把现代城市的上空形象地比作“天空下水道”(the big sound sewer of the sky)，以此来引起人们对于噪音问题的关注。 按照谢弗的理解，“天空下水道”除了带来肆虐的噪音灾难之外，其最严重的危害还在于，它有足够的存在合法性。为了确保日益发展的航空业的兴盛，加拿大政府并没有出台任何针对机场噪音的限制措施和治理方案。相反，这些噪音还被当作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进步指标被广泛宣传——噪音所到之处，便是现代化完成之地。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机器昼夜不停旋转对工人造成的永久性耳蜗损伤。蒸汽发动机的嘈杂声一直被视为动力和效率的标志，这些声音伴随着铁路的铺展一步步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打破宁静，成为工业革命进程中强有力的“征服者”，并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谁能控制声音环境，谁就能控制别人。这就是所谓的声音帝国主义(sound imperialism)。”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谢弗对“声音帝国主义”的定义：首先，在帝国主义的扩张过程中，声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强度的声音输出是其最显著的表征。“近几个世纪来，欧洲和北美已经掌握了各种旨在支配其他民族和价值体系的计划，而被噪音征服在这些计划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事实上，噪音作为一种吸引注意力的东西是如此重要，如果能够开发出安静的机器，工业化的成功可能不会如此彻底。为了强调这一点，让我们更戏剧性地说：如果大炮保持沉默，它们就永远不会用于战争。”⑥其次，帝国主义扩张的幅度、力度随现代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加深，最先是通过火车、坦克、战舰实现陆地和海上的扩张，然后则凭借飞机、火箭、无线电逐步实现空中的霸权。当代声音文化研究经常提及的一个例子就是希特勒对广播的应用。如果没有无线电，纳粹对于整个德意志的征服就变得几乎不可能。在谢弗的时代，伴随无休止的领土扩张和资本剥削，多伦多上空的“天空下水道”也在疯狂扩张，天空的噪音污染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增长得都快。“领土扩张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目标质疑，正如我们拒绝给我们的环境留下一个未被开发、未被掌握的空间，我们也拒绝给声音空间留下安静……我们文明的震耳欲聋的噪音也是这种理智的非本土野心的一种内在表现。”⑦最后，如同科技进步与资本集中可以大大加速资本主义的垄断竞争和对外扩张，随着世界各地工厂和机场的增多，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大量噪音以压倒性的优势不断蚕食原本的和谐静谧，成为现代声音景观中的支配力量，逐渐具有了定义并控制其他声音的权力。“当声音权力足以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声学轮廓时，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的。例如，一个人有一个扩音器比没有扩音器更具有帝国主义色彩，因为他可以控制更多的声音空间。”“拿着铁锹的人不是帝国主义者，而拿着手提钻的人则是因为他有能力打断和支配附近的其他声学活动。”⑧经由“天空下水道”和“声音帝国主义”，谢弗将自己的噪音理论逐渐引向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现代声音技术带来的权力再分配和资本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