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3-0167-10 近代中国，一个政党的早期组织形态往往呈现出特定的区域特征。①以北京为例，即在国共两党的早期历史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功能。与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发源地的历史地位不同，国民党长期立足于南方，在北方地区的发展规模与程度都比较有限。国共合作政策确立之后，在孙中山的安排下，李大钊作为跨党党员，与丁惟汾等人共同领导了国民党在北京的革命运动，国民党组织在北方迅速发展壮大，但内部纷争一直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中央层面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并传导至各地，北京亦受到明显影响，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与西山会议派对峙，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与民治主义同志会、孙文主义学会的激烈争斗则直接走向前台，各种力量相互缠结，国民党的在京党务呈现非常复杂混沌的局面。② 一、国共合作与国民党北京党务的逐渐恢复 国民党自清末同盟会时代开始，一直以长江以南为主要活动基地。北京作为帝都，清政府防范严密，国民党在此投入力量不多。不过，由于南方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一些人士主张深入北京直接进行“中央革命”。③宣统时期，越来越多的同盟会会员陆续来到北京，一方面开展政治宣传，如创办《帝国日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等；另一方面主要以暗杀手段为革命“造势”，如时年28岁的汪精卫有刺杀摄政王载沣之举。1911年7月京津同盟会在天津成立后，一度将暗杀清廷要员视为革命成功的捷径，先后组织成员刺杀袁世凯、良弼、载泽等，革命党人在北京的“声名”开始传播。 1912年2月，清帝退位，京津同盟会随即解散。当年8月，孙中山北上，国民党与袁世凯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8月25日，孙中山在北京湖广会馆主持了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五个党派团体的合并大会，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此后，国民党在北京政府国会内部一度比较活跃，一些国民党人主要在政界、军界、教育界等上层社会周旋，但并未向基层社会渗透，“国民党在北京的势力本极脆弱，在国会及新闻界中，只有国民党党员个人的奋斗，而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建立”。④1913年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在北方再遭重大打击，势力“凋落”，基本处于“蛰伏”状态，部分国民党议员选择继续留在国会中，寻求通过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方式处理与袁世凯及其他政治对手的关系，但效果不佳。随着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民初议会政治暂告一段落。⑤ 经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之后，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开始零星恢复。1918年之后，国民党人卢钊在北京设立了“壬戌俱乐部”和“中社”。壬戌俱乐部地址在北新华街41号，中社为一社团，成员多为青年知识分子，隶属于壬戌俱乐部，以拥护和实行“中山主义”为共同信仰。在卢钊的构想中，壬戌俱乐部上承国民党本部党务部之命，秘密策划北京党务，对中社有发号施令之权，而中社为“收罗党员之梯阶”，“此中分子较为复杂，但经试验之后，即由钊介绍入党”。⑥总体而言，这些机构都比较松散，可视为国民党在北京的外围组织。 进入1920年代之后，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渐有起色。1922年5月直奉战争结束，直系重新控制中央政权，并迎回黎元洪就职总统。在吴佩孚的主导下，北京国会重开，北方政治呈现新局。面对此种局面，在孙中山的指示下，邹鲁与谢持等人利用赴北京出席国会的机会，积极谋求向北方扩展国民党党务。他们把重点放在教育界，联络北京高校学生，逐步发展了一批年轻的积极分子。受此影响，中社在这一时期发展较快。中社最初没有固定社址，只轮流在中央公园、天坛、郊外或学校内集会，稍后设社址于励群学院及西城帝王庙内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中社的组织略分总务、编辑、交际等部，发行《民中周刊》，以北京政府为抨击目标，也称“民生社”。1923年3月，中社继续扩大活动范围，组织读书会，开办平民学校，创立大中公学(后改称大中中学)，并成立“民中俱乐部”，地址设在北新华路41号。青年群体的加入壮大了国民党的组织。由于此时国民党在北京尚处于地下状态，这些学生组织对于国民党北京党务活动的开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掩护作用，“自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本党在北方之势力，为袁世凯摧残殆尽，至此始恢复活动。北京青年学生受本党主义之感召，莫不欢欣鼓舞……其后北方革命运动之蓬勃兴起，于兹已树其基。”⑦ 国民党力量在北京再次崛起的过程中，国共合作政策也逐渐形成。1923年初，国民党本部决定在广州、上海、湖南、湖北、四川、北京、奉天等地设立支部。孙中山任命张继为北京支部的支部长，李大钊为总干事。由于张继奉命赴奉天，同时身兼本部要职，无法到北京履职，李大钊成为了国民党在北京党务的主要负责人。中共此时呼吁国民党发展普遍的国民运动，建立普遍的国民组织。李大钊在《向导》上称：“国民党从前的政治革命的运动所以没有完全成功的原故，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中国中部及北部没有在社会上植有根底的组织。国民党现在惟一要紧的工作，就在向全国国民作宣传和组织的工夫，要使国民党普遍于全中国，不要使国民党自画于广东，要使全中国为国民党所捉住，不要使国民党为广东所捉住，要使国民党成功一个全国国民的国民党，不要听他仅仅成功一个广东和海外华侨的国民党”。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