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犹太人问题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反思。无论人们将今天几种主流的意识形态推向何种极端，20世纪那种几乎动员了整个欧洲的反犹主义运动似乎都不再会发生。西方文明在修复和反思中找回了失去的尊严，当下，能撕裂人性面具的似乎只剩极端种族主义者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从20世纪后半叶到现在，经济和科技的指数级增长，伴随着全球化过程中制度和网络的深度嵌套，我们的经验在高度压缩的时间和空间中被重新建构。人类的认知水平在人工智能和算法的加持下，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除了网络世界中对距离的取消，一个地质学概念，人类世（Anthropocene）①，在21世纪之初一经提出便迅速跳出其所在学科圈子，进入了社会科学的视野。人类活动和最终造成的气候变化，将在真实的领土意义上缩小人们之间的距离。这就是阿伦特在20世纪60年代在《人的境况》中提出的洞见，人类的境况已经从世界异化转向了地球异化。在过去二十几个世纪的缓慢变化中，社会生活的发展速度从未超出过其伦理或时代精神的变化。但今天，我们显然还没有发展出一套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政治伦理，康德的世界主义几乎是一经提出就被遗忘了。正如乌尔里希·贝克的“世界性困境”所描述的，“世界范围内人类的物质与精神高度依赖的境况，也就是别处所称的全球化。在这一困境与我们调整行动以适应其前所未有之要求的能力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鲍曼，2018：38）。民族国家仍然是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基本形式。 这就是今天我们重访犹太人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者”的存在。无论是殖民地时代的人口贩卖和流动，还是战争或气候变化造成的流离失所，抑或是资本运转中劳动力的自然迁徙，当今每个国家都将面对“他者”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在回溯犹太人问题时已经带上了后见之明，犹太人的经历和他们的历史似乎能成为我们避免灾难的前车之鉴。但20世纪之初，文化和艺术上跨越边界的成就，一度让当时的犹太知识分子认为欧洲正在走向世界主义。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缺乏敏感导致的错觉，更结构性的原因在于，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将“他者”贯彻到极致的典型。作为一个犹太人，无论他是否主张同化，都在和主流社会群体的互动中将差异不断地再生产。甚至，同化这一过程本身就加剧了差异，招致了更多的猜忌和怀疑。齐格蒙·鲍曼借用人类学家德里克·巴尔特的说法描述了这一过程，“界限不会因显而易见的差异而划定，恰恰相反——由于事先划定了界限，人们才注意或者创造了差异”（鲍曼，2018：37）。 本文所考察的德国知识分子对犹太人问题的讨论，即是在上述背景下的进一步追溯。19世纪德国哲学中的辩证法所体现的，某种程度上是与“他者”相对抗的精神之初现。德国哲学中的犹太人问题，其背景乃是一种在落后和对抗中，力图重现自身的民族复兴精神。 本文选择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文本，作为观察德国知识分子对犹太人问题之取向的一个切入口。黑格尔和马克思既代表了从18世纪到19世纪德国哲学的发展，同时他们也都在思考如何能够让德国在欧洲国家中脱颖而出，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目标。因此，黑格尔对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讨论就不仅仅是一个神学的问题，还是一个复兴基督教文化，同时复兴德国精神的社会和政治命题。马克思虽然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但他仍然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只是将黑格尔的德国精神替换成无产阶级去完成历史的使命。 犹太人和犹太教在这种历史的过程论中为何占据一席之地？作者认为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犹太教在西方文明的演变中处在某种“内部”的位置。这种内部性的体现，其一乃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同源性，二者共享着同一个宗教遗产；其二是犹太人生活在欧洲各个民族之间的事实。因此犹太人尽管作为他者，却是内部的他者。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一个重要宣称在于，曾经他们从外部看待事物，而现在他们把视线转向内部，也即事物所趋向的本质性目的（伯林，2005：77）。这种内外部视域的差异既是理解黑格尔体系，也是理解其对犹太人问题论述的关键。 二、黑格尔：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辩证法 麦根认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提出的是一种政治神学批判②，这种批判必须回到黑格尔对犹太教和基督教所构建的社会—政治隐喻中才能理解（Magun，2012）。在黑格尔的哲学框架中，犹太教代表一个纯粹关注客体的宗教，是一种统一性（unity）的消解（Rotenstreich，1953）。犹太教及其民众被认为只关注客体而无主体概念，因此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而在基督教精神和希腊思想中，黑格尔却认为有一种自我意识和哲学精神，这两种思想体系代表着有限与无限的合题，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泰勒认为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和犹太教所做的这种比较，实际上关注的是政治的复兴，而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对立和反题，体现了一种实现公民生活的可能性（泰勒，2002：81）。青年激进分子们透过巴黎革命看到了德国革命的希望，他们渴望德国能成为一个新时代的雅典城邦。不同于其同时代人，黑格尔不想从法国革命的精神中照搬那种完全脱离宗教的世俗绝对性，相反，他希望在社会生活中寻找一种能从根本上复兴宗教生活的观念。这种宗教并非虔敬的宗教，而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启蒙宗教。黑格尔试图从耶稣的精神中去寻找一种主观的心灵宗教，这种宗教并非对训诫和律法的绝对服从，而建立在心灵的主动服从之上，以便在人的内部达到自我统一。对黑格尔而言，如何在公共生活中唤起这种心灵宗教就是复兴德国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