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伦理人格与生活之道的社会学　　

      一、引言：韦伯思想的主题与分期之争

      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命运，是马克斯·韦伯一生思考的主题。不过，在他身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对于他的回答，思想界通常并不认可。在卡尔·洛维特（Karl ）看来，韦伯对现代西方理性化进程的描述，包含着致命的“倒转（inversion）”。原本作为理性化进程推动力的非理性的“意义”和目的消散了，而作为手段的理性及其组织形态，变成了空转的机器和“铁屋（）”。物的生产凌驾于人之上，支配着一切。理性化与非理性或自由的二律背反命题于是成焉（，1982：47-52）。现代社会越理性，自由越难以存身，越要托身于非理性的力量来冲破“铁屋”，寻找领袖来支配这架机器。虽然洛维特很清楚，韦伯自己并未诉诸非理性的反抗，但“囚笼”既成，道出这一宿命的韦伯形象，也似乎随之盖棺定论。无论卢卡奇（Lukács）还是马尔库塞（Marcuse），都认为韦伯以严格理性形式社会科学描绘的画面，正是理性化的西方将面临的地狱般景象：乘着资本主义与官僚制两轮战车的现代社会，正赶去迎接自己的卡理斯玛领袖（卢卡奇，2005：391-402；马尔库塞，1989：80-108）。这几位思想大家对韦伯的一致看法，很大程度上左右了20世纪80年代前韦伯学界的基本观点。与卢卡奇一道，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同样将韦伯的科学与政治思想，视为存在主义哲学和未来德国“元首”的前奏（阿隆，2000：334）。古德曼（Goodman）也认为，受尼采的强烈影响，韦伯力求为现代人的自我“赋能”（empowerment），以权力意志来塑造自我，以斗争甚至反社会的态度去面对自身外的一切（古德曼，2001：158-177）。蒙森（Mommsen）更以史学家的精湛笔触，详细描述了韦伯自19世纪90年代到去世前，在政治领域内的思考与行动。徘徊于立宪君主制、议会制和政党政治之间的韦伯，兜兜转转，最终在一战后德国革命的背景下，走向了直选总统的领袖民主制，从而“很有助于——尽管只是微不足道地——促使德国人民去拥戴一个领袖，甚至拥戴阿道夫·希特勒”（蒙森，2016：402）。正是基于对韦伯政治思想中自由与服从、大众民主与卡理斯玛领袖的“二律背反结构”的理解，蒙森才视韦伯为“身陷绝望的自由派”（Mommsen，1974：95-115；1989：24-44）。但是，韦伯的这幅“标准像”就真的那么“写实”吗？

      当然，笔者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上述判断。不过马尔库塞等思想名家往往将韦伯置于自己建构的思想史脉络或现代性视野中来处理，有的学者更带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与诉求，很容易造成他们偏于强调韦伯思想的某些面向。另一方面，韦伯的大部分著作，特别是晚年集中全力撰写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以及后人编纂和冠名为《经济与社会》的诸篇成稿或手稿，充斥着各种理想类型的构建与描述，令人很难把握作者的意图。这当然会令研究者更重视那些似乎“态度明确”的语句。这种过度简化甚至“极化”的处理，易于令人忽视韦伯思想的前后关联以及其中更丰富的层面。正如眺望茫茫云海之中的群峰，往往只能看见几座孤耸的山巅，却看不见那托举群峰的宏伟山脉。

      幸好，一种更全面、深入理解韦伯思想的内在要求，主导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韦伯研究的主要方向。正如李猛指出，1975年腾布鲁克（Tenbruck）提出的韦伯著作主题统一性的问题，极大影响了此后韦伯研究的发展（李猛，2001：114）。在腾布鲁克看来，韦伯有关西方理性化进程的研究，必须置于晚年有关世界各大宗教与经济伦理的比较研究的背景中。比较宗教社会学视野下的“祛除巫魅”（Entzauberung），才是把握韦伯思想的更好视角。西方现代的理性化进程，背后有久远的历史和宗教传统，从新教伦理向比较宗教研究、从理性化到祛除巫魅的扩展，体现了韦伯尝试从更广阔的比较文明视野，重新定位西方文明的努力（Tenbruck，1989：43-79）。

      不过，也正如李猛敏锐地看到的，将“祛除巫魅”作为韦伯著作的核心问题，仍不免有些单薄（李猛，2001：117）。它仍是理性化主题在宗教方面的延续与扩展。毕竟，谁也不能忽视韦伯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除了修订和撰写《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系列文章，还开启了另一项大规模的写作计划。基于韦伯夫人所写传记和韦伯与出版商之间的通信，蒙森令人信服地还原了韦伯自1908年到去世前撰写系统性社会学著作的尝试。1908年，韦伯应西贝克（Siebeck）的邀请，计划与他人合写《社会经济学大纲》（Grundriss der ），说明经济与社会各个领域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他原本只负责列出主要章节目录并撰写部分章节，但很快，韦伯思考和写作的热情大大超出了原计划。1910年至1913年初，韦伯持续地思考和写作，并向西贝克要求更大的篇幅空间。1913年2月8日，韦伯在信中称正在撰写的“经济、社会、法律和国家”将成为自己“最好的系统著作”，并在半年后正式称其为“我的‘社会学’”。最终，在1913年12月30日的信中，韦伯向西贝克阐明了自己的完整想法：一套包含着从家庭到宗教团体的各类社会组织、涉及各类宗教信条及伦理的“内容全面的社会学理论”，并称其为“经济与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韦伯的写作计划，但他于1919年重新开始写作《经济与社会》，在去世前向出版社交出了一部分新完成的定稿，并将该著作正式定名为《经济与社会：社会学》（蒙森，2014：4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