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在经历了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时期以周作人、胡适为代表的偏重于文学的民俗学、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偏向于史学的民俗学之后，伴随先后蓬勃展开的乡建运动和新生活运动，出现了偏向社会学，也即社会科学化的演进支脉。这也使得中国民俗学运动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在民俗学社会科学化的历程中，美国学者孙末楠（William G.Sumner）民俗学说（Folkways）的引进（岳永逸，2018a）、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传播、对研究初民社会的局内观察法，也即实地研究的推崇，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民俗学研究中，正是特立独行的黄石（1901-？），将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黄石数年在定县对民间宗教、传说、节庆、礼俗等的实地研究与诠释，使中国民俗学运动真正与“民间的生活”发生了关系，面貌为之一新。为此，黄石本人也成为“社会学的民俗学”①的引路人、践行者和成效卓著者。 然而，在中国民俗学史的研究中，尽管近些年来对黄石的研究日渐增多（赵世瑜，1999：113-118，301-313；许定铭，2006；刘锡诚，2006：316-318，2017；谭一帆，2020），吴丽平（2015，2020）也注意到黄石就民俗的社会学四分和瞿同祖三分之间的商榷，但仍缺乏在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以及社会学演进，尤其是社会学本土化的整体图景中，对黄石力促中国民俗学社会科学化的省思。至少对燕京大学（燕大）的社会学，也即后来被命名的以社区-功能研究见长的“燕京学派”②而言，民俗学研究不但是其底色，还占有相当份额（岳永逸，2018a，2020a）。对于晏阳初、李景汉等人主导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和调查，不同学科多有研究（如：廖泰初，1935；洪大用、黄家亮、杨峥威，2016）。然而，数年受聘于平教会和设在定县的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专职研究礼俗的黄石，完全是一个被这些再研究忽略的名字。 二、“开荒牛”黄石 对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而言，在研究领域、理论的引进与创建诸方面，黄石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开荒性”。20世纪20年代晚期，在《神话研究·后记》中，他曾自比为“开荒牛”（黄石，1927：213）。在相当意义上，作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独立研究者”，黄石也是屈指可数的中西皆通、著述甚多的“职业民俗学家”（赵世瑜，1999：116，301，309）。 仅目前有限的检索而言，黄石先后出版的专著就有：《神话研究》（1927）、《妇女风俗史话》（1933）、《星座佳话》（1935）、《基督教道德观与中国伦理》（1962）、《端午礼俗史》（1963）、《关公的人格与神格》（1967）和《中国古今民间百戏》（1967）；译著有：爱伦凯（Ellen Key）《母性复兴论》（1927）、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十日谈》（1930）、顾素尔（Willystine Goodsell）《家族制度史》（1931），伊文思（I.O.Evans）《少年世界史纲（上册）》（1935）。 在中国民俗学界，最早注意到黄石的是娄子匡。1933年，应德国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之邀，娄子匡写了系统介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文章。该文偏重北大《歌谣周刊》、中大《民俗周刊》和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主要点将的是周作人、顾颉刚、江绍原、钟敬文、赵景深和他本人。但是，在有限的篇幅中，娄子匡还是注意到了“从神学道上来归”的黄石，“年来除于神话有若干论述以外，他研究着这一门的几许问题，也有过好些短篇的论述”（娄子匡，1933：11）。 1940年，在杨堃的指导下，李荣贞对黄石生平、民俗学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之视为“社会学的民俗学”的典范。根据一同与黄石在定县做过调查的廖泰初提供的材料和燕大注册课学生的记录，李荣贞（1940：95）给1936年南归的黄石作过一篇小传。从这篇小传可知，黄石又名黄华节，广东新会县人，生于1901年2月24日（正月十五），家住广东佛山公理会。父亲从商，但家中经济却并不宽裕。中学毕业于广东花池培英中学的黄石，笃信基督教，属公理会教徒。1923-1926年，他就读于广州白鹤洞协和神学院（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此后在广州崇基女子圣经师范学校任教。次年，黄石赴香港，在报社做编辑，并从香港向钟敬文约过稿（赵世瑜，1999：302）。 1930年秋，经广州白鹤洞协和神学院介绍，黄石到燕大宗教学院做特别生。在研究比较宗教学的同时，他对历史学、社会学发生兴趣。因选修同乡许地山“中国礼俗史”课程，黄石进而对礼俗研究有了浓厚的兴趣。稍晚，许地山荐举他到河北定县平教会做研究工作，研究对象涉及歌谣、谚语、庙会、小曲、秧歌等。他给平教会写的相关报告，因卢沟桥事变而遗失。1935年，黄石改任设在定县的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礼俗调查职务，继续其上一年在平教会的研究（李荣贞，1940：95）。③此外，在1932年，黄石还与许地山、江绍原、吴文藻、李安宅等一道，发起了编纂“野蛮生活史”的计划。1936年，其妻病逝，黄石南归。④自此，他淡出学界，不知所终。根据香港作家许定铭有限的追忆：20世纪60年代中期，黄石在香港元朗东头村赁屋而居，与也在此租屋居住的年轻的许定铭为邻；彼时，深居简出的黄石，以卖文为生，并赠送了许定铭一册刚出版的《中国古今民间百戏》（许定铭，2006）。 多年研究民俗的黄石，不同阶段的学术写作各有偏重和特色。20世纪20年代，女性民俗是黄石研究的重头，主要刊发在《妇女杂志》《新女性》等刊物。20世纪30年代初期，黄石继续进行其感兴趣的女性民俗等研究，《东方杂志》成为其新的发表阵地（谭一帆，2020）。因为英语娴熟、国学功底雄厚，黄石的研究总是旁征博引，有着中西、古今比较的宏阔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