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现代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伴随当地人有意无意的文化实践以及国家机构的审慎推动，民族地区一度沉寂的民俗生活得以复兴（沙因，1991）。民族地区的民俗生活因其差异性、多样性，更以“民族传统”的名义得到了不同力量的关注。这些“民族传统”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人文风貌，经过现代的媒介化、符号化过程，被塑造为民族地区的典型形象，成为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所说的“景观社会”的“景观”（spectacle），笔者称之为“民族景观”（ethnic spectacle）。民族景观，特指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在与外界互动过程中所生产的各种具有视觉冲击力和美学震撼性的社会、人文景象。这些“民族景观”既具有客观性，是一种可视的客观景象和风景，又被生产者赋予了强烈的主体性，也是具有主体性的再现与表演。“民族景观”产生了巨大的生产性效应，既扩大了地方社会的知名度，以“民族景观”为核心的旅游业也成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民族景观”旅游产业具有代表性。黔东南地区民族文化多姿多彩，在国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黔东南有39项53个保护点，国家级传统村落409个，数量均排名全国市州级第一位（州志办，2020）。以凯里、台江、雷山为代表的苗族风情旅游线路，和以黎平、榕江、从江为代表的侗乡民族风情旅游线路，产生了巨大的旅游经济效益。据2019年《黔东南年鉴》显示，2018年，黔东南州全年接待游客总人数10807.59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6%，其中，接待国内游客10802.95万人次，入境游客4.64万人次，其中外国人2.02万人次、港澳台同胞2.62万人次。全年旅游总收入937.23亿元，增长20.5%（蒲祖银，2019：58）。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效应，堪称“黔东南现象”。 当代立足于“游客凝视”①的“民族景观”建构，一开始就被置于全球化、现代化的场景之中，是一个汇聚了东方/西方、传统/现代、西部/东部、少数民族/汉族、女性/男性、欠发达/发达等等充满张力的场域。其中既烙印着根深蒂固的自我认知与外界的刻板印象，也满足了他者的欲望想象；既蕴含了民族深厚历史传统的神圣性，又深刻地浸染了后现代文化的娱乐性；当地人既是“民族景观”生产的主体，又是被观看、被凝视的客体与对象等等。这一切矛盾张力都在“可见/不可见”“看/被看”的“视觉性”②关系结构中得以集中呈现，而这种关系结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一系列的权力制度安排以及意识形态。“视觉性”是一个“看”与“被看”双方相互建构、互为主体的关系结构，通过“视觉性”这一机制生产的“民族景观”既是权力制度与秩序安排的结果，同时也是双方强烈的主观意向、观念和意识形态不断试探、博弈、融合，最终将抽象的“民族性”生成为实在的、“可见的”社会文化表象的结果。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从景观设计学、旅游社会学、社会治理、文化研究等角度关注民族景观“可见/不可见”的权力制度安排、社会实践与意义生产（吴晓，2010；赵红梅、李庆雷，2011；谢小芹，2018；陈景、孙九霞，2020；黄秀波，2020），或者只关注城市景观的“视觉性”生产（周宪主编，2017，253-323），而较少关注“看/被看”双方形成互动、达成共识的主观意向，以及权力制度安排与社会实践背后的观念、意识形态如何生成“民族性”③社会文化表象。本文试图以黔东南地区“民族景观”的“视觉性”生产为问题切入点，考察、分析“民族景观”的生产与“民族性”建构的关系，以及消费主义、娱乐主义如何影响“民族景观”的呈现者、表演者展示表演“民族性”等等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期望对于理解民族文化变迁有所裨益。 一、差异性与“民族景观”的生产 根据旅游发展与规划专家1988年发表的成果介绍，黔东南地区从1984年开始接待国外游客，当年接待外国游客200多人，以后逐年增加（保继刚、戴金荣，1988）。该作者的立足点在于呼吁黔东南旅游资源的开发不能仅仅着眼于民族风情，而应自然与人文资源并重。从1984年开放境外游客旅游以来，黔东南旅游业已近40年，虽然经历了互联网、移动技术等“时空压缩”，进入到一种“流动的现代性”状态（鲍曼，2018），但由于黔东南的旅游资源以及游客期待相对稳定，当地提供给大众旅游④的“游客凝视”产品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基本没有变化。内容依然是以“奇风异俗”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展示，结构依然是“看/被看”的“视觉性”生产。变化的只是产品内容更为精致，旅游体验更为舒适。 （一）“奇风异俗”与“差异性” 1989年，侗族学者明确建议充分利用各民族民间传统节日如四月八、芦笙节、苗年、姊妹节、龙舟节、爬坡节等，以及各民族色彩缤纷的奇风异俗和民族特点，如苗族、侗族敬牛角酒、转转酒、拦路酒、送宾酒等饮酒礼俗；苗族、侗族的酸食；侗家的木楼、鼓楼、风雨桥，苗家的吊脚楼；苗族、布依族的刺绣、挑花蜡染；侗族的侗锦，等等。建立民族风情旅游村寨，成为民俗旅游“露天博物馆”，让游客走访村民家庭，体验村民生活（陆景川，1989）。该学者的建议基本涵盖了当下黔东南地区民族风情旅游所提供的观看、体验项目。2019年，当地政府决策者提出要从族群、区域、体验、消费、商品等方面，细化民族文化特色，避免民族乡村旅游的雷同和重复（吴昌和，2019）。具有历史性、地方性的民俗传统，更是现代旅游业建构差异性景观的主要文化传统。表面看来，上述民俗传统依然在黔东南地区被观看、被凝视，但却是从生活语境中剥离出来，它们既是传统的标识、符号乃至象征，同时又进入到现代性的他者观看、凝视的场域，观看的凝视者与“民族景观”的生产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共同生成了一种历史的、民族的风情画面。由此可见，立足于差异化策略，发掘所谓“奇风异俗”，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从一开始就是当地旅游部门的产品开发思路。发展以“奇风异俗”为主体的民俗旅游，以此建构“民族景观”，一直以来都是黔东南地区最重要的旅游项目。 建构差异性，符合现代消费社会中以“游客凝视”为中心的旅游的基本规律。美国旅游人类学家迪恩·麦肯奈尔（Dean MacCanell）指出：“差异化正好是旅游的看点。”（MacCanell，2008：15）按照约翰·厄里和乔纳斯·拉森的说法，人类是通过差异性来建构游客凝视的，因为不同时代的旅游经验大相径庭，凝视方式多样，因游客的阶级、性别、族群、年龄等方面的差异，其观看“差异”的方式也大异其趣，而且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凝视如何被建构，与不属于旅游范畴的社会经验和意识形态有关（厄里、拉森，2016：3）。现代社会的大众旅游是伴随现代性而产生的“社会事实”，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条件和文化条件有关，其中贯穿了大众对于现代性爱恨交织的体验。大众既得益于现代技术所带来的便利，可以跨越时空、不断往返于旅游地和家乡，从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同时，也因为现代性带来了人性异化、环境恶化、生活程式化等方面的后果，使得大众心生怨恨而试图不断地逃离居住地，寻求返璞归真，体验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自然、简朴和真我（王宁，1996）。麦肯奈尔就认为，旅游具有道德性，“现代人已经沦落到不得不到处去确定自己的真实性，试图从别人的简单、贫穷、贞节或纯洁中捕捉一点真实的自己。”（MacCanell，2008：43）因此，“民族景观”的生产者需要关注游客形形色色的身份及其生活经验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为游客提供具有吸引力和文化震撼体验的本土旅游产品，寻求相互之间的视界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