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累民俗语汇的意义 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不尽相同的是，文化人类学家在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其研究成果时，大体上是有两种基本路径去形成研究的关键词：一种是由学者自己生产的关键词，它或许来自对学科史上已有学术用语的沿用或再定义，或许来自对成为研究对象之事实与现象的归纳，但总之，是由学者创造、定义并赋予内涵的关键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诸如涂尔干的“有机团结”与“利己型自杀”、莫斯的“原始分类”、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范·热内普的“通过仪式”或维克多·特纳的“阈限”等等；另一种便是直接采撷对象社区里的本土概念，用它们来做自己研究论述中的关键词，尤其是当研究者无法用自己的学术用语或词汇去表述他们在田野工作中遭遇到的那些事实或现象时，当研究者自己的母语中确实没有语汇可以对应于对象社区里的某些本土概念时，就会倾向于采用此种方式。例如，东北亚研究中的“萨满”或海内外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关系”“面子”“缘分”“人情”“风水”“红白喜事”等等。这些来自某个具体族群社会或社区的民俗用语或本土概念，在经过学术界的深入讨论之后，就有可能逐渐成为共享的学术用语，成为学术界共同的知识财富，诸如“图腾”“塔布”（禁忌）、“马纳”“库拉圈”，等等。在所有这些来自对象社区的概念中，既有音译的，也有意译的，还有音译和意译相拼合而形成的，其中选择音译者往往就是因为它难以翻译成为研究者的母语，在某种意义上，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文化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表述，往往还是一个异文化间的文化翻译过程。 我们很难评论说上述哪种路径更好或更为恰当，对于它们分别产生的学术用语或关键词，也很难一概而论地评价其涵括力与解释力，但一般而言，学者们自己创造的术语或关键词往往较为抽象，多为分析性概念，这些分析性概念的创意主要是为了建构相关的学说或理论；而来自调查对象社会的在地概念，则多为描述性概念，通常较为准确、微妙和具象，尤其在它们被用来描绘或记述那些来自田野经验的故事时最为恰切，但是，当它们经过学术界的讨论而被扩展使用于描述更为普适性的现象时，其内涵也有可能变得模糊或泛化。当然，文化人类学家的著述最常见的仍是使用母语表象“他者”的社会及文化，主要使用一套行业性学术词汇，除了为表达自己的见解创造新的关键词之外，也会为彰显其田野经验而采撷为数有限的本土概念。 相比之下，民俗学家主要使用母语来表述本土的尤其是地方性的生活文化，其学术论述中经常大量地使用民俗语汇，尤其是在以记叙性为主的民俗志报告当中。中国民俗学有关民俗语汇的调查研究也有挺长的历史，早在歌谣运动时期，就已经提出要求，“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一地通行之俗字为字书所不载者，当附注字音，能用罗马字或phonetics尤佳”（刘半农，1918）。当时，歌谣运动的响应者和积极参与者大都是一些地方文人，他们掌握地方方言，熟悉地方掌故，其搜集的作品里就有大量的民俗语汇，所以，早期对歌谣所进行的整理工作，部分地也就包括了对其中那些民俗语汇或俗话、俚语等的解释和考订。 相对而言，民俗学的专业性学术用语体系显得有些羸弱，这多少也成为民俗学被认为缺乏理论建树的原因之一。但由于民俗学家的工作，基本就是使用母语对主要是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及其他民俗事象予以记录，因此，民俗学家所采撷的民俗语汇，则要远比文化人类学家们所征用的本土概念更为丰富，只是在将民俗语汇作为学术研究的关键词等方面，通常没有很强的意识，往往意识不到这些民俗语汇乃是非常宝贵的学术财富。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设国民文学的理念鼓舞之下，不少民俗学家尤其是在对民间文学进行“采风”时，常常有意无意地改写了那些鲜活的主要是由方言词及民俗语汇构成的口头文学作品，倾向于把它们转写成为共同语的文本。换言之，通过采编、改写甚至文创，民俗学家时不时地会亲自生产各种体裁的民间文学文本，也因此，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把民俗语汇或相关的方言俗语给过滤或删除了。 所谓“民俗语汇”，一般是指反映、表现或指称各种民俗与民间传承事象的语汇，在很多情形下，民俗语汇乃是方言词汇的一部分（财团法人民俗学研究所，1980：227-229）。民俗语汇里内含着在地民俗的要素或意义，是与民俗事象有着特定联系的词汇（曲彦斌，1993：358-359）。民俗语汇的语义，往往就是对某种具体的民俗事象的性质、特征或寓意予以概括的表达或称谓。 日本的柳田民俗学认为，若是要研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若是要揭示一般百姓生活文化的结构，那么，从方言语汇中汲取必要的民俗语汇，并用它们来记述民俗事象，便是一种较为便利的采集、整理民俗资料的方法。包括表现民俗事象的名词和体现平民心意的形容词在内，民俗语汇是民俗学家通晓不同地方民俗文化的基本线索。 柳田国男本人非常重视民俗语汇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他在其名著《民间传承论》中，就曾经论及对方言词汇进行分类和编制索引的必要性（柳田国男，2010：89-90），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参与搜集、指导编撰和组织开展了多项有关民俗语汇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在柳田国男的主导下，日本民俗学界自从1935年出版了《产育习俗语汇》之后，在数十年间相继推出了婚姻、葬送、族制、山村、农村、渔村、居住、服装、岁时、禁忌、儿童等12种主题门类的民俗语汇辞典或汇编（财团法人民俗学研究所，1980：593-595），现在，这一系列出版物均已成为日本民俗学的经典性文献。其中，既有全国范围内综合性的汇编，例如，由民俗学研究所编的《综合日本民俗语汇》5卷本（民俗学研究所，1956），又有详细记录不同地方民俗语汇的文献，例如，稻雄次元编的《秋田民俗语汇事典》（稻雄次元，1990）；而较为一般和常见的则是按照不同的民俗分类编撰的民俗语汇词典，亦即按不同民俗事象的门类对全国的民俗语汇进行专题性整理，例如，《葬送习俗语汇》（柳田国男，1975a）、《岁时民俗语汇》（柳田国男，1975b）、《居住民俗语汇》（柳田国男、山口贞夫，1975）等等。此外，较为特殊的还有《分类渔村语汇》（柳田国男、仓田一郎，1975a）和《分类山村语汇》（柳田国男、仓田一郎，1975b）、《分类农村语汇》（柳田国男，1975c）等。部分民俗语汇的汇编或词典，同时也是1930-1950年代日本民俗学界展开的山村、渔村、农村调查的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