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贴近生活的文学理念 方之曾在辅导青年作者写作时说：“小说不能光靠编，乱编胡写成不了小说。小说要写自己熟悉的事物，熟悉的人，这些事这些人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如实记述，稍有艺术加工，就成了，好比一盘菜，你必须去买来菜，然后摘菜，把有用的留下来，洗净，切碎，放上佐料，用文火或武火，到一定时候，香味就出来了。”①话语朴实却概括出了方之文学创作的理念，即文学来源于生活，创作要注重现实的观察和生活素材的积累，这种理念的形成与其父的文学启蒙有着密切的关系。 方之，原名韩建国，祖籍湖南湘潭，1930年2月5日出生于南京。方之的父亲开过商店，做过店员，虽只有小学文化，但颇爱古文，有些文学修养。抗战爆发后，方之全家返回湖南农村避难。当时方之才上初小二年级，没有书念，失业在家的父亲便教他作作文，为了训练他的形象思维能力，经常让他做命题作文。有一次父亲出了个《起风》的题目，方之便想起他家附近有个农场，旁边有很多枣树，结了很多红的、青的大枣，六七月份刮起大风时便非常热闹，枣子像雨点般落了一地，主人急，小猴子拾，边拾边吃，主人愈急，小猴子愈吃，方之就描写了这个场面，父亲很满意。②这样的写作锻炼培养了方之观察生活的兴趣和写作场面的能力，更使他无意中明晓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并形成了方之文学创作的基本理念。 方之文学理念的形成与他的实际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抗战胜利后，方之随家返回南京，在南京第一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1948年方之参加了南京地下党组织，成为一名年青的共产党员。这一时期，他写了很多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文章，也创作了诗歌、散文、寓言故事等发表在墙报、校刊、报纸副刊上。为了方便与敌斗争，他使用了“方之”的笔名。③解放后，组织上本打算保送方之到大学读书，但他认为应该到农村、工厂、边疆去革命。于是，他先是深入农村参加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运动，后又从事共青团工作，先后担任过南京市燕子矶区、汤山区、栖霞区的团委书记，后又任南京团市委宣传部长。农村与团委工作的经历给方之提供了新鲜的文学素材，使他有了写作的冲动和灵感，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他开始将这些鲜活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这期间，方之在创作手法上有意识地摹仿赵树理的创作方式，即在具体的工作中发现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用文学的手段展现出来，带有浓烈的“问题小说”色彩，因此，他将自己写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兄弟团圆》寄给了赵树理主编的刊物《说说唱唱》。1953年，他又写了《组长和女婿》发表在《说说唱唱》第4期，并得到了主编赵树理的推荐和好评，《文艺报》还专文进行了评论。之后他又陆续创作了《乡长买笔》《在泉边》《曹松山》《浪头和石头》等小说，在1956年2月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茅盾与周扬所作的报告中，都对《在泉边》作了充分的肯定，并称赞方之是“值得注意的新作家”之一。④1955年方之被吸纳为中国作协会员。 父亲的文学启蒙、团委的工作经历以及赵树理的影响，决定了方之文学创作的理念及方向，可以说，现实生活是他创作的扎实基础，因此，他小说中的人物及事件几乎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原型，这也是他能把人物写活的重要原因。 之后，由于受“探求者”事件拖累，方之在1971年被开除党籍，工资连降三级，全家被流放到位于苏北的洪泽农村劳动。1975年，表现反击右倾翻案风、与“走资派”斗争的文学甚嚣尘上，经常接受上级各类创作任务的方之为了逃避违心的创作，主动讨要了反映洪泽湖地区革命斗争史的任务。比如三十三天反扫荡、五十八天沦陷、八十二烈士、朱家岗战斗、挺进淮北等。方之的这一申请得到了淮阴地区宣传部的支持，并于1976年初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李士杰担任组长，方之和某公社的武装部长王益山为副组长，方之是写作组的核心和灵魂。编写工作计划本来是2年，但在1976年4月，因“四五运动”遭到镇压，形势紧张，方之返回洪泽，民兵斗争故事编写组宣告解散。1978年5月，方之再次写信邀请王益山，加上洪泽的刘冬继续整理“挺进支队”的事迹。编写组一共8人，5人能拿笔，各分配任务，方之分配的任务是《重返淮北》，这件事发生在泗洪朱湖和管镇一带。就这项工作，方之曾说：“人家是赶车的，我们是拉车的。在拉车过程中，也可以拉上自己的东西。”⑤由此可看出，方之希望在此期间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创作。他在整理革命事迹的同时构思了自己的小说，并最终根据一个小商人的故事完成了小说《内奸》的创作。 二、田玉堂与韩兰田 完成于1978年的小说《内奸》，其人物和事件都有生活原型。编写组成员孙超给方之讲了一个爱国商人的故事，方之听后拍案叫绝：“我就是想写这样的事情，在革命战争年代为革命出过力，后来‘文革’了，受了批，战争和‘文革’交替着写，这样有味道。”⑥于是他找到这位商人，彻夜长谈，小说《内奸》便由此产生。 《内奸》的主人公田玉堂是一个“不干不净、好吹好炫”的商人，在抗战年代，与鬼子、汉奸、土匪、顽固派都有关系，是个“路路通”，后因受共产党进步思想影响，利用生意之便，经常给新四军提供诸如西药、干电池、缝纫机等紧缺物资。1942年3月，唐河支队副司令员严赤的爱人、做政工工作的杨曙身怀六甲，在天黑过封锁沟时摔了一跤，疼痛难忍，身边还带着一个四岁的儿子，情况非常紧急。支队黄司令员想请田玉堂帮忙照顾，田便提议趁自己到江南贩卖榆面之机，带母子二人到大城市条件更好的医院治疗。一路上，田玉堂与杨曙以兄妹相称，并利用伪县长杨石斋的亲笔信和土匪头子高八鲶的名片，再加上金钱的打点，穿过了由伪军、二黄、土匪、地头蛇层层把控的关卡。但船到镇江码头时，田玉堂认识的一个伪警官被调走了，几个日本鬼子在检查，杨曙又无良民证，无法上岸。田玉堂便找到了一个给日本人当翻译的朋友，顺利把母子二人带上了岸，并住进了镇江仁慈医院。医院的负责人曹瑞云与田玉堂是乡邻，且因田家对他有恩，对田玉堂带来的杨曙格外关照。但日本人的便衣队常来医院检查，队长是个反共分子，又认识杨曙，这种情况下田玉堂不得不向曹瑞云讲出实情，并表态一定要保证杨曙的安全。曹瑞云没有办法，便将杨曙安置在自己楼上的房间，为了应对紧急状况，田玉堂与杨曙约定以一盆水仙花作为传递信息的暗号。幸运的是，敌人并没有发现杨曙，十几天后，田玉堂最终安全护送杨曙母子返回了唐河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