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起点。钱玄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今文经学学者崔适的弟子,作为教育部国语统一委员会主要成员及北大、北师大文字学教授,其对共和思想价值观和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的坚守,对“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国语改革方向的执着,对重估一切价值,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现代化目标的孜孜以求,对摆脱古文今文家法、超越汉学宋学眼界,以科学精神治学的身体力行,在五四时期学术路径的选择、学术范式的转换、学术体系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具有典范的意义。钱玄同在五四前后学术选择与转换过程中所体现的学术精神与学术品格,是中国现代学术中特立独行、颇具个性思想色彩的思想文化遗产。 一、善变与坚守 相对于五四新青年而言,梁启超是维新变法时代的前辈。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思想与文学革命的前辈,五四新青年群体,大都持讳莫如深的态度,而钱玄同却是个例外。钱玄同对梁启超晚清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贡献,多有称赞之语。其1923年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又买了一部洋装的《饮冰室丛著》,共四本。社会上骂梁任公的人很多,我是不骂他的,我而且认他为在过去、在现在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上都是极有功的人,他和适之两人的造福于中国青年人,真可谓后先辉映,我极希望两贤不要相厄才好。① 以“造福于中国青年人”的标准,将近于明日黄花的梁启超与当下如日中天的胡适相提并论,希望“后先辉映”而非“两贤相厄”,字里行间,显示出钱玄同的真诚与善意。此前一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出版,梁启超连续两次到北大做学术讲座,评论胡适的哲学史著。钱玄同两次均到演讲现场,胡适第二次到场。钱玄同在《日记》中记载了此次难得的学术交流。钱玄同对梁启超指出胡适著作中诸如老子的生活年代早于孔子、孔子杀少正卯等史料运用的错误,深以为是。钱氏1922年12月30日的《日记》,在年末岁尾之际,检讨20年来的思想变化,引梁启超之“善变”之说,为自己的思想见解多变辩解: 我想我二十年来思想见解变迁得很多,梁任公所谓:“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我比他有时还要利害,而且前后往往成极端的反背,试举数事: 一、一九○三以前,尊清。一九○四以后排满。 二、一九○八—— 一三,主张复古音,写篆字,做顾炎武和江声第二。一九一八以来主张用破体小写。 三、一九一五—— 一七,主张以《广韵》为标准音,谓国音音宜繁多。一九二○以后极力提倡国音,谓国音宜简少。 四、一九○八—— 一五,主张保存汉字,极端排斥国语改用拼音之说,一九二一以来主张国语非改用拼音不可,极端排斥汉字保存论。 五、一九一二竭力反对汉字改写横行。一九一七以来竭力主张汉字改写横行。 六、一九一二—— 一五,主张复汉族古衣冠。一九一六以来主张改穿西装。 七、一九○九—— 一五,主张遵修古礼。一九一六以来主张废弃古礼。 其他如对于文学艺术,对于清代朴学,对于今文经说,大都是“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宣战”者,所以我对于梁任公这句话,不但不嘲笑他,而且深以他为然。这似乎是为自己解嘲,但我的意见,实在觉得一个人的前后思想变迁,虽未必一定是好的,亦决不能说一定是坏。故我终不以为我之善变,自认为不应该而内疚神明也。② 1922年底,对于善变的钱玄同,是个重要的关节点。在此之前,是陈独秀将《新青年》迁址上海。《新青年》这一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大本营,经历了从思想投契而结伙,到主义有别而散伙的痛苦过程。钱玄同作为《新青年》团体的一员猛将,目睹、亲历了一代名刊和一个生气勃勃的思想阵营的分化与分裂。失去了《新青年》的北京,进入后五四时代。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在京的《新青年》成员,借助大学的讲坛讲席,著述为文,坚持把民主科学、重估一切价值的五四精神,贯穿到公共事务的评价和学术研究的领域,把建立现代社会和现代学术与知识体系作为自己的责任和自觉。胡适1923年1月发表《〈国学丛刊〉发刊宣言》,坚持在输入西洋学术思想,反对孔教复兴,坚持语体文字使用传播的前提下,研究整理国学。钱玄同1922年把中华书局在上海办的《国语月刊》移到北京来办,他本人与黎锦熙担任主编。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第7期“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一文,决心掮起汉字改革的大旗,把新文学运动确立的国语改革的事业全面推进;此年前后,钱玄同选择“疑古玄同”为个人的别号,提倡从辨古书之真伪,审史料之虚实入手,研究经史子集,点燃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古史辨”的烈焰野火。 20余年间思想与学术多变的钱玄同,在后五四时代,对反五四的文化现象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他在1923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天和(夏)宇众谈及近日政界,觉得魑魅魍魉,白日现形,真可谓晦盲否塞极矣。宇众因谓教育界亦极可悲观:南开主张读经,东大有《学衡》和《文哲学报》。这都是反六七年来新文化运动的现象。我觉得这种现象并不足悲,而且有了这种现象,新文化更加了一重保障。你看,袁世凯称了一次皇帝,共和招牌就钉牢了一点;张勋干了一次复辟的事,中华民国的国基就加了一层巩固:这都是很好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