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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熟的人》是莫言得奖后首部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十二篇作品或写成于2012年得奖前，或为新近完成，合而成书，很可以一窥莫言八年间的变与不变。莫言作品向来大开大阖，篇幅越长，越能显现他那种异想天开、兼容并蓄的气魄。在新作中，他似乎有意摆脱这些特色，风格转为内敛，时而怀旧，时而嘲讽，显露一种若有所思的节制。短篇的形式也不容许过分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发展。 对莫言的粉丝而言，《晚熟的人》乍看未必是惊艳之作。写过各种题材，如今作家颇有返璞归真的姿态；在盛名之下创作，想来也有不得不然的理由。但仔细阅读各篇作品，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的企图，甚至会心一笑。关键之一，正是书名《晚熟的人》。 相对于“早熟”，“晚熟”之于莫言有着复杂的意味：既可能是大器晚成、后劲十足，也可能是后知后觉、恍然大悟，甚至不计一切，后发制人。无论如何，“早”“晚”之间出现的时间落差，使得社会的顺时针不再可靠。而在政治人类学的词典里，“生”“熟”之间的学问大矣。一回生、两回熟，熟能生巧，熟门熟路，熟极而烂。“熟”是文明的现状，也是生存之道。从“晚”与“熟”意义各种可能的排列组合里，莫言观察当代中国形形色色的现象，也思索当下社会本身是否也是晚熟症候群的一端。 《晚熟的人》基本围绕两类题材展开：一类关于莫言近年返乡、重新认识当年人事风貌；一类关于莫言对文坛众生——包括自己身为“作家”——的观察。这两类题材的交集恰恰在于他对“晚熟”这一关键词的体会。借着回顾自己来时之路，不论是困窘的童年生活，或者是进入文坛后的是是非非，作家与其说有了恍若隔世的感叹，不如说忙不迭地跟上时代，辩证“生”“熟”，甚至不无“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困惑。 还乡小说是乡土文学的大宗，可以回溯至鲁迅的《故乡》，莫言成名作如《白狗秋千架》等也循此方向展开。游子重返故里，回顾童年往事，体认城乡差异，感叹时移事往……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主题。然而莫言新作里的返乡之行证明这套公式已经过时。《地主的眼神》里的老地主，经过无数清算和运动，竟熬到寿终正寝，在村人围观中风光入葬。《斗士》的无赖受尽村人羞辱，以他的后半生贯彻毛主席“阶级斗争”；“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天下太平》里的农村早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渊薮，肿瘤的鱼、变态的鳖、各怀鬼胎的村人，共同活出一个太平盛世。《等待摩西》里的红小兵“文革”中狠批他笃信基督的祖父，三十年后自己成了狂热基督徒，并以此行走江湖。命运的轮盘哗哗地转着，负负得正，一切“都是历史的误会”。 更突出的是《红唇绿嘴》《晚熟的人》。前者写莫言的一个小学女同学多年屡仆屡起，进化成家乡网络时代的恐怖分子，以五个手机、两个公众号买卖谣言，操弄民意。她食髓知味，俨然以莫言经纪人自居。“在网络上不能讲仁义道德，越无耻越狠毒越好!网络真他娘的好啊!”后者写莫言的一个邻居同样历经革命洗礼，新时期摇身一变成为地方名流，借着莫言获奖牟利敛财。小说高潮，莫言看着《红高粱》景区爱国狗血擂台赛，被操弄得怀疑自己身在何方。 莫言在这两篇作品中都以第一人称出现，看着家乡巨大变化，啧啧称奇。鲁迅式的故乡忧郁症早已过时。新时代的乡亲父老耳聪目明，何其机灵；他们不需要莫言之辈的同情或矫情。他们犹如《天下太平》中基因突变的鱼鳖，已经成为一个新品种。套句《白毛女》的名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果如此，以后社会又把人变成了什么？ 早熟和晚熟差别何在？“有的人，小时胆小，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有的人，少时胆大，长大后胆越来越小”。莫言的邻居如此解释着。换句话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不，龟兔赛跑，后来居上。只是这样的“晚熟”充满铤而走险的投机，无所顾忌的盲动，还有，完全扭曲的正义逻辑。20世纪的革命、启蒙运动不乏路线之争，毕竟有起承转合的线索。莫言早期《红高粱家族》《酒国》拆解却仍依违历史大叙事，即使中期《生死疲劳》和《蛙》退一步以轮回想象作为现实的解脱，也还投射某种因果秩序。《晚熟的人》中的各色人等赶上了(革命)历史末班车，却要后发先至，昨是今非：“我们晚熟的人，要用一年的时间干出那些早熟者十年的业绩。”在这里，时间成为竞技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先来或后到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迎头赶上，创造“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