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故事”已是解放区文艺的重要一宗，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1943年出版时即在封面上标为“通俗故事”，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虽然是诗歌，其手稿(署名《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1946年)却又有副标题“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①，其在东北书店(1946年11月)、海洋书屋(1947年3月)出版的单行本被标注为“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在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4月)出版的则标注为“陕甘宁边区民间革命历史故事”；柯蓝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抗日英雄洋铁桶》作为单行本出版时直接被改名为《洋铁桶的故事》，而且作者特意强调这是“写给边区文化低落、长期活动在农村环境的读者看”的“通俗故事”②。由此可见，在解放区，对那些尚嫌不够“故事化”的文艺作品，往往要进行一番“故事”改造，而对那些已经充分“故事化”的作品，也要进行“故事”身份的进一步强调。 “充分利用故事”作为一种成功经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始终相伴。早在1950年8月即有《革命故事读本》出版，作为“初中一二年级政治课教材编出”③，收有柯蓝的《小王庄儿童团》、赵树理的《小经理》等。到了21世纪，《雷锋的故事》《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等仍然是中小学课内外语文教育的一部分。可以说，对“故事”这一形式的强调，以及对“故事”进行广泛运用以期产生社会影响的期待和意图，是新中国文艺的重要内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的“故事”通常着眼于服务“基层”——尤其是农村和农民，但其起源和施展空间却又往往是在城市——20世纪50和60年代，最具冲击力、影响力和连续性的故事的理论表达、作品创造和传播实践都发生于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而非农村。另外，在京沪两地，对“故事”所提出的要求又有一个共性：均要求适于口头讲述，具有“印刷为口传服务”的特征。同时，京、沪的故事文艺发生所依赖的资源、发展的模式、所产生的后续影响又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区别。概括来说，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北京故事文艺(始于50年代初)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华北解放区的文艺经验和作家资源，以赵树理为首的一部分作家试图通过复制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动员模式来拓展故事文艺的空间、提升故事文艺的地位，然而很快就遭遇了挫折，这既是“当代文学”起源时刻既已存在的内部分歧的结果，也是新中国第一个十年文艺发展趋向的产物；上海故事文艺(始于60年代初)的发展更多依赖于共和国前十年的文艺经验，依靠上海市委领导，故事文艺获得了极大的施展空间，进而影响全国直至当下。 20世纪50年代北京故事文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太行山根据地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艺群体，北京故事实践也具有浓厚的赵树理个人色彩，可以说，赵树理是其最重要的引领者和组织者。 从观念来看，40年代赵树理“在太行山解放区办小报和搞创作”，“农民不识字，看不懂书报，只能让别人念给他们听。所以，办小报主要是给农村干部看的，通过干部再向群众宣传”，“我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讲新故事，他们很喜欢听”④。当时赵树理便已经预设了一个“口传的”情境和一个“说书人”式的传播源。他身体力行，既扮演了近乎“书会才人”的编纂者，又是类似“表演艺人”的传播者。1958年，赵树理说“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这个主意我至今不变”⑤。1964年，当上海等地风行“大讲革命故事”和“故事员”的时候，赵树理深有共鸣，并借此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故事观”：“在我国南方的农村，在文化娱乐活动方面，增加了‘说故事’一个项目。那种场面我还没有亲自参加过，据说那种‘说法’类似说评书，却比评书说得简单一点，内容则多取材于现在流行的新小说。我觉得‘故事’‘评书’‘小说’三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我写的东西，一向虽被列在小说里，但在我写的时候却有个想叫农村读者当做故事说的意图，现在既然出现了‘说故事’这种文娱活动形式，就应该更向这方面努力了”⑥。 “当故事说”可谓赵树理文学创作的一贯追求，但要把这一追求落到实处并取得成功，创作者的自发自觉与外在的形势环境都不可或缺。赵树理1949年前所取得的文艺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华北(主要是太行山)解放区的小环境。1937-1949年他编纂各种小报，虽间或遭遇挫折，但还是能够使其文学观念得到贯彻。此外，也始终有持类似文艺观念的同仁(如王春、章容等)给予的支持。他们虽然属于少数，却也还能聚集同道，成立“通俗化研究会”这样的组织。在太行山小环境里，赵树理等人始终能借助文化优势(在华北根据地知识分子普遍稀缺)、同道支持以及相对独立的文艺空间，坚持贯彻自己的观点、编辑刊物，使自己的文艺理念得以存续，也使故事创造得以坚持。 从太行山到北京后，赵树理、王春等仍坚持推动“故事”、提倡“讲唱”，行动迅捷广泛、有章有法。首先是在组织上建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早在1949年10月15日该会即告成立，据其《会章》中的“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组织名单”，赵树理任主席，副主席为“王亚平、连阔如、郭玉儒”，执行委员为“赵树理、王亚平、胡蛮、苗培时、凤子、辛大明、马烽、连阔如、王颉竹、沈彭年、郭玉儒、景孤血、李熏风、缪克沣、曹宝禄”。紧接着创刊《说说唱唱》，“编辑者”为“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编为“李伯钊、赵树理”，编辑委员会为“王亚平、田间、老舍、李伯钊、辛大明、苗培时、马烽、章容、康濯、凤子、赵树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