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一度闭锁的大门之后，中国和诸多天悬地隔的国度之间，很快就结为互通有无、彼此呼应的艺术近邻，和居于亚洲的日本就更是如此。因为同在东亚文化圈内，中日在地理位置上相距不远，来往起来十分便捷，加之文化同源，在中国新文学特别是中国新诗和日本文学、文化之间，自然就形成了一种长久密切的思想、艺术关联。许多学者也因之指认，“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确实有密切的关系，至少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是这样的”①，“从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以前一段时期，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②。上述中外两位学者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尘埃落定”之后所做出的判断，或许更准确客观，更接近于历史本身。这种背景材料理应成为进入中国新诗与日本关系的发生这一话题的逻辑起点。 一、关系逆转与日本经验 自古以来，中国与日本就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远在公元前一世纪，汉字就传入到日本；至公元后一世纪，班固《汉书》的《地理志》中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③字样，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中国和日本正式开始交往；三世纪的三国时期，日本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的使者出使曹魏，得到过魏国皇帝曹丕封赏；到五世纪的南朝宋时，与倭国开展外交活动；隋唐之际，中国接受大和、奈良和平安时代的日本大批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渡海前来，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层面的大面积接触，促成了中日文化交流上的一次高潮，中国的鉴真和尚和日本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对两国之间的佛教弘扬、诗歌传播，已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宋元年间，后平安、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和中国之间，僧侣往来和民间贸易日益突出，僧人的科技交流频繁活跃。回望历史，不难发现，在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结构中，中国扮演的是典型的主动“输出国”角色。进入明清社会，交流的情形在悄然发生变化，先是许多日本武士由于国内战乱逃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逐渐衍化为倭寇，骚扰当地的居民；而后的鸦片战争则把受重创的中国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86年的明治维新，在将日本引向快速发展的强国之路的同时，也初显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弊端，日本因为地域狭小，物产匮乏，发展受限；同时仿效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殖民地的“事件”刺激，使日本潜藏的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野心开始膨胀，为中日关系模式的彻底改变埋下“伏笔”，并且很快即进入了改变的转捩点。1894年，经过长期蓄谋、举全国之力打造海军的日本，不断在黄海海面演练、挑衅。面对日本的侵略，清王朝于7月仓皇迎战，甲午战争爆发。结果可想而知，清王朝不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还不得不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自身社会的半殖民化程度。自此，中国的“大国”、“强国”地位完全旁落，和日本之间的地位关系也发生了惊人的“逆转”：中国由输出国变为了输入国，由“老师”降格为“学生”；在隋唐以后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一直以中国为师的东夷小国日本，则由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由“学生”升格成“老师”。 关系逆转直接带来的是中日两国制度、方针和策略方面的互相调整。甲午海战中日本炮火的震荡，使许多清朝大臣逐渐从梦中惊醒，他们重新聚焦日本，打量日本，并意识到应该放下身段，学习日本，企望从中寻求一条实业救国之路，努力维新。像张之洞等开明人士更以诸种理由“广告”，主张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可“事半功倍”④，于是乎“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⑤的观念日渐深得人心，清王朝遂决定“反”向日本学习，将派遣留学生确立为一项国策；而日本方面早有“文化渗透”之意，所以貌似很大度地同意了清政府的留日请求，缔结“友谊”，“实则暗藏韬略……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日式教育，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入侵方式”⑥，想把留学生作为教化中国的媒介。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日本在同意接受中日留学生这一点上，和中国的学习诉求达成了“一致”，它的直接后果是促成留日浪潮的涌动。1986年，以驻日公使裕庚通过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的西园寺公望，把13名中国学生交给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为开端，赴日留学生的数量连年增加。据日本学者统计，“到1937年，总数约9万人，再加上未统计出的1900年、1910年、1911年、1915年、1917年、1924-1926年8年内的人数，估计人数不少于11万”⑦。留学所形成的“移民潮”蔚为壮观，规模不可小觑。而在这一时段内，日本方面居然一反“常态”，连一个人都没往中国派遣过，“逆转”后中日的地位、实力和滋味上的“颠覆”自然可窥见一斑。 迥异于留学欧美的学生富庶子弟居多，1896-1937年间前往日本的留学生一般出身贫寒，他们代际不同，境遇各异，可“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⑧，却差不多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生活和精神写照。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孤独，饱受民族歧视的郁闷，还有对未来人生选择的困惑和迷惘，种种刻骨铭心的日本经验，促成他们产生了异常强烈的表达欲望，于是受心灵的驱遣和个人天分的支撑，其中很大一批人不由自主地接近文学，走向了诗歌，与文学结缘，有的甚至成为中国诗坛的巨匠。这种结果，恐怕连作为当事人的他们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比如黄遵宪任驻日参赞期间，异国的强盛与新鲜的刺激，使他在以笔“记录”见闻过程中，反思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困境，诗集《日本杂事诗》就由此滋生，从政治、文化到地理、民俗，将全方位的日本形象推到了读者和历史面前。再如创造社的成员基本是从“实学”科目起步的，性格与专业对立冲突引发的内心焦虑，与偏于浪漫多情的心灵气质邂逅，造成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精神上苦痛不已，后来受日本“大正”时代的文艺氛围影响，他们慢慢转向文学，和“大正时代”的作家“结成了很深的近亲关系”⑨。如果说晚清的梁启超、黄遵宪、鲁迅、苏曼殊、周作人等人留学日本，是去寻找救国之道，民初的郭沫若、成仿吾、田汉、郑伯奇等人留学当初选择实用的专业和学科学习，后来与前代“学长”殊途同归，转而从事文艺活动，那么“五四”之后的穆木天、丰子恺、彭康、朱镜我、李初梨等人，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奔赴日本的任钧、胡风、楼适夷等人，则是经受着新文学的洗礼后进行创作的⑩。像穆木天的《苏武》《北山坡上》与《伊东的川上》《与旅人》能够在中日两种题材和体验中自如地穿行，展示出更为开阔的想象视野与多元审美趣味；胡风、任钧等被日本文艺气息熏染数载，诗歌之根却紧紧扎在中国现实和传统的土壤之中，才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