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馆整理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信函卷·第一辑》内，所录信函均为巴金先生收藏、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的信札。其中楼适夷致巴金的信札总计收录四通，但整理者对信札的写作时间并没有考订。第一通信内容中的获赠巴金《爝火集》、“在港出版的《随想录一》已拜读”①明显透露了信札的写作时间，《爝火集》初版于1979年12月，《随想录一》由香港三联书店初版于1979年12月，结合信末的落款时间，应为1980年8月19日。第二通信中“我是〇五年出生的，再过几月，就是七十岁了”②，这一线索也有时间的指向。1905年1月3日为楼适夷诞辰日，农历为一九〇四(癸卯)年冬月二十八，七十岁生日以农历算，则应为1975年1月10日，结合信末的落款时间，此信写于1974年9月16日。第三通信中“旧刊未复，雪峰同志又于一月卅一日逝世，他已久病，初为肺癌，经手术切除，又有扩散，不久前已得控制，廿九日突发肺炎，卅日住院，次日下午三时即溘然长逝矣”③，时间指向的是1976年。结合信末的落款时间，可确定为1976年2月8日。 一、第四通信札写作时间的简单考订 第四通信末并无落款，写信时间根本无从判定，这里先整理其内容如下： 巴金同志： 严许回来，知您已回到上海了，祝您好。我们今年解放前作品重印计划中，选了罗淑的《生人妻》和《地上的一角》二书，拟合成一册照原样不加更动重新出版，想必定蒙您的赞同。两书附有您和靳以两位关于作者的文章，现在看来介绍作者生活及与你们个人友谊方面比较多，为了使新的读者更多了解这位作者及其作品，想请您为新版写一篇新的文章，用前言或后记的方式，把这位短命的但显然给新文学作了新的贡献的作家，介绍给今天的读者。这一请求切望得到您的允许，稿已发排，您处想必有此二书，如手头没有，乞示知寄奉。谨此奉恳，即候示覆。 楼适夷 信札中开头的内容“严许回来，知您已回到上海了”，确切指代的是巴金1963年11月、12月的日本之行。此行时间颇长(因中间签证的耽搁)，从10月28日离开上海④，12月14日结束访问回到上海⑤，前后经历四十八天。严为“严文井”，许为“许觉民”。此信札为楼适夷致巴金的“求助信”，他希望巴金能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罗淑《生人妻》(实际上为《生人妻》和《地上的一角》二书合集出版)写一篇“新的文章”。楼适夷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他在这通信札内提及的罗淑的《生人妻》和《地上的一角》二书合成一册，的确是真实的出版事实。该书以《生人妻》的书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出版时间为1964年6月，初版印数为5100册，定价三角。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整理的《写给巴金》注意到这通信札，其中有个脚注对其写作时间有推断，“据信中所提到的重印罗淑作品推断，疑为1964年所写”⑥。根据公开的《巴金日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缩小信札写作时间的推定。巴金与访日代表团其他成员分别时间为12月12日，大部分回京代表(包括冰心、许觉民、严文井等)则于12月13日启程⑦，他们抵达北京的时间至少在12月15日后。也就是说，楼适夷知严文井、许觉民回京的时间，最早在12月15日之后。当年从北京投寄上海的信件的邮政行走时间，通常时间为三天(最快)至五天(正常)，偶尔也有拖延。巴金复信的时间为1964年1月3日。⑧考虑到1月1日至3日巴金陪同日本友人中岛夫妇前往苏州的短暂旅行，楼适夷这一通信可能是巴金不在家的这两天(1月1日或1月2日)内寄达家里的。这一通信的写作时间，就应该是1963年12月底才对。另外，信札中说及《生人妻》的出版“稿已发排”来看，其发排的时间，也应该在1963年。这从侧面说明，第四通信札中所谓的“我们今年解放前作品重印计划”所指的“今年”，应该就是1963年。这一通信札的写作时间，可以进一步确定为“1963年12月底”。 楼适夷在信札中提及罗淑的小说集《生人妻》和《地上的一角》，此处先简单介绍这两个小说集。《生人妻》初版于1938年8月，列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主持的“文学丛刊”第五集第六种，收录罗淑短篇小说四篇，包括《生人妻》《橘子》《刘嫂》和《井工》。书后附录文章三篇，包括巴金的《纪念一个友人》、黎烈文的《关于罗淑》和靳以的《忆罗淑》，并巴金的《后记》文字一篇。1948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生人妻》的第五版，定价为四元五角。《地上的一角》初版于1939年9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巴金编辑，定价二角五分，收录小说两篇，包括《阿牛》和《地上的一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生人妻》，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第一部罗淑小说选集，对于作家的新文学史评价有着特殊的意义，楼适夷直接找过去的经手人巴金征求意见和给予支持，显然属于“应有之义”(罗淑1938年2月27日去世，丈夫马宗融1949年4月10日离世)。但是，重新翻阅《生人妻》的初版本至第五版，附录文章中除了信札中提及的靳以、巴金文章之外，还有黎烈文的追忆文章《关于罗淑》，为什么在这一通信札中楼适夷一字未提及黎烈文的名字。这本身涉及新中国成立后对黎烈文的政治定位：“堕落的反动文人。” 二、关于黎烈文的文学史评价牵扯出的复杂历史 黎烈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文艺出版界，应该与老友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密切的关系。平明出版社迟至1953年2月，推出过黎烈文翻译的《最高勋章》(作者为梭尔齐瓦、F.克洛勒、L.戈洛维耶夫、A.加里宁)，列入该社主编的“近代文学译丛”丛书内。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过两册，分别是1952年9月的《第三帝国的兵士》(作者为霍尔发斯)第二版(列为“文化生活丛书”第四十六种)和1953年3月的《伊尔的美神》(作者为梅里美)第四版(列为“译文丛书”)。1953年3月之后，作为作家和文学翻译家的黎烈文在媒介中走向消失。1956年，大陆文艺界通过曾与黎烈文非常熟悉的王西彦试图沟通、争取滞留台湾的黎烈文，当时给黎烈文的政治判断是：“据外媒得到的消息，黎烈文在台湾的表现不错!”⑨1956年10月编辑出版的新版《鲁迅全集》，以注释的方式对全集涉及的人事进行解释，出版于1957年11月的《鲁迅全集》第5卷的《伪自由书·前记》对黎烈文有注释文字，“黎烈文，湖南湘潭人，于1932年12月起任《申报》《自由谈》编辑，1934年5月去职”⑩。195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0卷为书信卷，内收鲁迅致黎烈文信札八通，起讫时间为1933年5月4日至1936年9月28日。黎烈文却被新的注释文字取代，在政治性质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黎烈文，湖南湘潭人，曾主编《申报》《自由谈》《中流》半月刊。后堕落为反动文人，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时逃往台湾。”(11)“文革”期间，黎烈文的这种定性成为普遍常识，《鲁迅杂文选》之类印量颇大(12)的书籍出版过程中，均以“黎烈文，湖南湘潭人，于1932年12月起任《申报自由谈》编辑，1934年5月去职。后来堕落为反动文人”(13)加以注释。1977年5月，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的《鲁迅作品选注2》收录杂文《〈伪自由书〉后记》，关于黎烈文的注释尽管有修改，但仍旧沿用1958年的政治性质判断：“黎烈文：湖南湘潭人，文学研究会成员，曾从事小说创作和翻译工作，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任《申报》《自由谈》编辑，一九三四年五月去职。后来堕落为反动文人。”(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