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几点思考 当代文学下限问题一直就是困扰着文学史撰写者的一个两难命题：时间距离拉得愈远就愈能够看得清楚作家作品的本相；就越能够解释清楚历史背景的真相；就越能够看清楚文学现象的本质；就越能够廓清社团流派发生和发展的脉络；就越能够看清楚文学思潮在文学史走向中的脉象图示。反之，时间距离越近就越发让人难以把握作家作品入史的尺度；越发难以接近历史的真相(即便你掌握了大量的一手史料，但是囿于某种众所周知的禁忌，也无法表达清楚)；也就无法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进行准确的评判，最终对近距离的文学史做出经典性的评价与表述。 无疑，文学史的表述是一种经典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考验每一个撰写者历史眼光的试金石。当然，在中国，尤其是撰写近距离的当代文学历史教科书，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即便是再难，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工作。诚然，下限越近，我们所面临的考验就越大，而经典化过程就必须有一批学者去经受这个考验，否则我们会愧对历史，愧对文学。 我一直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文学史撰写者对近距离的作家作品的遴选，对于文学社团、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评判，是文学史经典化的第二次筛选(第一次是所有的报刊上发表的即时性的评论和理论文章)，而二次筛选面临着的是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激浊扬清的重要任务，我们不但要摆脱一切来自外部各个方面的干扰，还要必须从大量已经存在着的文学评论和批评文章的定评和定论包围圈中突围出来，不被已有的格局所左右，以现有的资料为参照物，从大量的作家作品和史料当中发掘和发现出具有文学史经典化元素的文本来进行论述，这才是对近距离文学史下限的最有力学术支撑。 那么，当代文学史究竟能够下限到什么程度呢？窃以为，本着发生过的事件就是历史的原则，哪怕就是截止到今天，即便是刚刚发现了的你认为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好作品，或者是一个带有史诗意义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你有能力将其经典化，有把握充分论述它在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那么，作为一种特殊文学史意义的发现，它足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的“刚刚发生的事件”正是撰写者即时性的伟大发现，何尝又不是对文学史的巨大贡献呢？但是，这样的眼光并不是每一个撰写文学史的学者都具备的。我以为，要想具备这样的素养，可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必要质素。 我仍然坚持我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标准，这个标准同样也适用于文学史家二次遴选文本的需求：即：历史的、人性的和美学的稳定三角支撑。这就是文学史家“历史在场”价值理念的显现。也是霍埃赞扬布罗姆对文学经典化的名言：“由于经院式哲学家退出了文化的‘指导性场景’，所以这位文学批评家便进入到这个场景中来提供一种关于现代心灵试图去创造性思考而同时又对其自己的发生及历史条件进行反省的诊断。”作为一个文学史编撰家，我们应该反躬自问的是：你在叩问文学史的时候，你的灵魂在场了吗？你有创造性的思考了吗？——关键是你的思考经受住了“历史条件进行反省的诊断”了吗？你在文学史经典化的论述文字中饱含了对这个时代痛痒的深刻哲学批判了吗？只有具备了这些先决的价值条件，你才有可能超越历史的局限性，你才有可能洞穿身处当下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局限性，那么，时间的下限就不是问题了。 我觉得在文学史经典化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这就是我们的当代文学史中所表述的“当代性”是一个什么样的外延和内涵。 从漫长的20世纪至今，我们的“当代性”只是一个时间的表述。恰恰相反的是，西方理论中的“当代性”并非完全是指时间性的概念，它有更加复杂的多维度哲学内涵，而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则是指向单一的时间内涵，亦即“时代性”的内涵。这就是有些理论家所阐释的所谓“独特的年代学的和政治的以及美学的含义”。这正是我们不断在使用的“年代学”中“政治”大于“美学”的意识形态观念，而非一种面向文学艺术理论“当代性”的一种驳杂的哲学阐释。所以我们的当代文学所列出的文本范例都是文学史上经由“时代性”左右而反反复复“翻烧饼”的老面孔，而并不是超越时代性的文本，更不是遵循文学艺术的美学与哲学本源遴选出来的经典化文本，一位西方文学史家认为：“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当代性具有其他任何性质无可比拟的优先性。不是历史优先于当代，不是未来高出当代，恰恰相反，当代使历史成为真理，当代使未来成为现实。因此，当代性总是优先考虑为现实性、真理性。只有当代性才具有能动的知识描述，一切知识的描述都需要通过当代性得到重新描述，得到重新评估。”这绝不仅仅是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简单翻版，而是价值重估的眼光，它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建立在“优先考虑为现实性、真理性”基础之上，凸显的是“当代性”意味着一种符合人类发展的“真理性”的恒定价值观。反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史，无论是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还是文学理论建构，或是文艺批评，缺失的恰恰就是这种“超越现代性”的“当代性”意识，亦即“真理性”的追求，更不必说我们在文学史经典化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主体意识了。当然，“从文学史流行的观念来看”，“当代性”也是涵盖“我们的时代性”的，但是，它无法脱离的是其存在着的许许多多悖论，其中“延续变异性悖论”就是我们当代文学史经典化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所在。 首先，“延续变异性悖论”所指向的就是在当代性延续过程中“出现新的特征与先前的当代性形成互相消解的矛盾”。这是由伊万诺娃提出的质疑：“近年创作的作品，散发着油墨香的新著，究竟表现了什么样的‘当代性’？这样的文学中，创作这种‘当代性’的定义过滤之后的纯诗性吗？这种特性可以把当代与其前代的文学特质区分开来吗？可以从‘当代性的特性’中加以区别吗？”显然，这个问题提得十分尖锐，它关涉所有国族的文学“当代性”如何成为鉴别入史的标准。客观地来衡量我们70年来许许多多评论家们所推荐出笼并加以鼓吹的“带着油墨香”的作家作品，有多少能够以“当代性”的名义进入文学史经典化的序列之中呢？它们的“纯诗性”有多少是被审美的因素而推举出来的呢？它们有多少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呢？这个问题始终缠绕在每一个不断变更的“时代性”的时间长河中，弥散在漫长的当代文学史的时间和空间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当代性”的特性究竟在哪里，它并不是我们所一再强调的那个“时代精神”的笼罩，而是在审美的人性观照中“真理性”的突显，它既是历史的标准，又是当下的标准，更是永恒的标准，由此，才能考验出我们作家、艺术家以及评论家、批评家、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在“当代性”的时间河流中审美素养的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