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21)02-0052-11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是韩愈最早自觉“矫正”古代散文从汉末建安以来发展的方向——反对“今文”(骈文)、大力倡导“古文”，正如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所云，“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①，影响至巨。晚唐五代骈文“回潮”，因此，宋初以来，穆修、王禹偁、柳开、石介、尹洙等人以师承韩愈相号召，再次高举反对“时文”(骈文)、提倡“古文”之猎猎大旗。欧阳修生活在穆、柳、石、尹稍后或同时，接续古文改革思想，并依托其杰出政治家、文学家的独特地位和巨大影响力而大力倡导“古文”，最终取得巨大成功，完成了北宋“诗文革新”。在跨度三百多年的“唐宋古文运动”中，就贡献和影响而言，前有韩愈——理论的发起人，后有欧阳修——实践的完成者，欧阳修居“唐宋八大家”中“宋六家”之首当仁不让。作为欧阳修的弟子与同道，苏轼就高度评价了其老师的实践业绩：“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六一居士集叙》) 欧阳修古文创作是其古文理论的实践，名篇佳作甚多，尤为知名的是庆历六年于滁州太守任上创作的《醉翁亭记》。然而，《醉翁亭记》自产生后，一方面影响极大，被争相传阅，不胫而走，如朱弁《曲洧旧闻》载：“《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此文刻石后，更是被“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南宋朱熹引述琅琊寺“山僧”语：“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问作何用，皆云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②此文在今天仍然被视作欧阳修的散文代表作，是当今中学语文教材选文的保留篇目，家弦户诵。另一方面，对此文并非好评如潮。围绕这篇名文写作上的特点，从宋代到现代产生诸多话题甚至争议。当时及后代评论亦非单纯赞美，且与欧阳修关系远、近者之评论亦有差异，其同道如王安石、苏轼就认为此文格调不高，文风“滑稽”。 《醉翁亭记》只是一篇抒写山水游览之感、区区三百多字的文章，当时何以产生如此巨大反响，而评价之差别又如此之大？所谓“滑稽”的内涵是什么？虽然当今学界对此訾议现象有所关注③，不过，对时人之訾议和《醉翁亭记》之丰富内涵尚需联系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评论者的特定身份角色以及欧阳修守滁心境作深入分梳。质言之，对欧阳修“滑稽”为文之评论，实涉及当时古文派内部观念的差异以及当时文学、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联，更涉及欧阳修复杂、隐秘的心路历程。故本人不揣谫陋，试图揭破此文创作及接受之背景，冀加深于此千古名文复杂内涵之理解，亦助益于对欧阳修其人及其时代之认知。 一、“尊体”与“破体” 《醉翁亭记》在宋代受到的异议甚多。朱弁《曲洧旧闻》记载：“《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宋子京(按：宋祁，字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曰：‘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④宋祁明确以为《醉翁亭记》属于辞赋体。董弅《闲燕常谈》(叶寘《爱日斋丛钞》卷四引⑤)记载：“世传欧阳公作《醉翁亭记》成，以示尹师鲁，自谓古无此体。师鲁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师鲁(按：尹洙，字师鲁)起取《周易·杂卦》以示公，公无语，果如其说。”⑥尹洙否定了欧阳修自谓独创说，认为他有所师承。尹洙貌似客观描述，显然并不认可。两宋之交的学者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云：“《醉翁亭记》终始用‘也’字结句，议者或纷纷，不知古有此例。《易·杂卦》一篇，终始用‘也’字；《庄子·大宗师》自‘不自适其适’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辈文格，不可妄议。”⑦南宋学者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云：“近代欧公《醉翁亭记》步骤类《阿房赋》，《昼锦堂记》议论似《盘谷序》。”⑧ 细究这些议论，从最直观的层面看，学者们关注的是文体问题，即以赋为文、以论为记及其相关的词句问题⑨。以赋为文，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多个“也”字句的连用以及“若夫日出而林霏开，……而乐亦无穷也”的景物描写。“也”字句的大量使用，加强了语气的贯通和流畅，形成韵律感，正是辞赋体语言技巧的表现。《醉翁亭记》不仅是以赋为文，而且还是以论为记⑩。南宋陈师道则认为：“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后山诗话》(11)) 宋代及后代学者都注意到《醉翁亭记》以赋为文、以论为记、“破体”为文的特点，但评价并不一致，肯定或否定的两种立场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体观即尊体与破体观(12)。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云：“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为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也。”(13) 学者们关于《醉翁亭记》的争论，体现了破体与尊体两种对立的文体观，从根本上看是宋人乃至艺术创作上有法与无法两极思维的纠结(14)。 二、“古文”与“时文” 欧阳修《醉翁亭记》借鉴辞赋体的骈俪句法，引起时人以及后代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固然是尊体与破体这两种文学观念不同或冲突的反映，而尹洙等人的反应则实不仅关联具体文学、文章、文体的优劣高下之争论，还关涉当时更为复杂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文学思潮乃至学术与政治之脉动，涉及当时“古文”营垒中两种观念的差异或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