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为874万，同比增加40万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加大，对本就严峻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历年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测算大学生就业市场景气指数(Employment Prosperity Index，EPI)，分析此次疫情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造成的影响，寻求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可行措施。 一、文献综述 自1999年高等学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开始被社会公众广泛感知，就业难的认知通过媒体不断放大。2013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总数达699万，被媒体冠以“史上最难就业年”。2014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总数再创历史新高，又被媒体称为“史上更难就业年”。随后几年，公众逐渐对媒体宣传的年年都是史上最难就业年习以为常。实际上，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是动态且复杂的，供给总量只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之一。比较不同年份大学生就业的困难程度，不能仅仅依据毕业生总量年年递增而推导大学生就业难度也是一个单调递增函数。指数是定量反映连续变化的社会变量的有效工具，研究者可以用数字化的形式便捷且客观地描述大学生就业市场活跃程度变动的态势。 (一)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建构的研究 劳动力市场景气程度可以衡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态势，对指导和制定就业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摩尔(Moore，G.H.)最早提出就业景气指数的概念，使用平均周工作时间、就业概率、失业概率和失业保险覆盖率等指标，借用已经发展较成熟的经济景气指数的数据处理方法得出美国的就业景气指数。[1]其他学者后来也纷纷构建不同地区的就业景气指数。一些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也将劳动力市场指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于1999年提出了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体系(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KILM)，涵盖了劳动力参与率、非正式就业、失业等17项指标。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统计和监测工作一直都高度重视。为描绘我国就业市场的现状和变动趋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于2011年发布了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以下简称CIER)。[2]其计算方法是： CIER=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 CIER以1为分界线，当CIER大于1时，表明就业市场劳动力供不应求，就业市场的景气程度高；当CIER小于1时，说明就业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就业市场景气程度低。 近年来，在利用科学可行的指标体系建构就业景气指数上，研究者取得了一定突破。2006年，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北京市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该指数由供求总量指数、匹配平衡指数、职业供求指数、薪酬指数和信心指数等五个分指数以及行业需求指标、特殊群体求职指标两组指标组成。有学者筛选了包括宏观经济运行、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就业质量、公共就业服务等六大模块的27个指标的就业景气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描绘了2004-2012年广东省就业景气指数的变动情况。[3]有学者通过就业存量变化情况、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变化情况、非就业存量变化情况的监控从不同侧面反映就业市场活跃程度，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对指数权重评判进行确认和微调。[4] 上述三个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在理论基础的扎实性、指数模型的科学性、设计指标体系的合理性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存在一些方法层面的内在问题。首先，劳动力市场景气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构造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应尽可能保证各构成因子全面、客观、不重、不漏。但目前，学术界和实践中并没有权威、系统的劳动力市场指标理论框架体系。除受各自工作目标的不同及指标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指标的选择也必然受到研究者主观判断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很难在劳动力市场景气的指标构成上达成一致。其次，通过实证研究来确定各种因素同劳动力市场景气的因果关系是准确评估和预测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重要基础。当前，确定指标权重所用的层次分析法定量成分较少、主观成分较多，难以令人信服。当研究者扩大构成指标的数量以保证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的全面性，就意味着需要构造层次更深、数量更多、规模更庞大的判断矩阵，对每两个指标重要程度的判断就可能出现困难，从而导致数据统计量大，权重难以确定。最后，通过指标体系获得的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是一种预测值，而非观测值；仅可作就业预警之用，不能监测劳动力市场运行的现状。 (二)高等学校就业率考核与大学生就业市场景气 1999年，教育部首次提出要将市场机制引入招生办学，通过向社会公布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督促各高等学校提高办学质量。2002年后，教育部联合其他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将毕业生就业率与高等学校发展的各方面进行挂钩，促使各高等学校对毕业生就业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但与高等学校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资源投入和努力程度不相称的是，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在有些年份出现了回调。假如宏观经济景气程度出现了恶化，即使高等学校采取了有效的针对性措施，最终的毕业生就业率依然可能出现不升反降的情况。如果只是将就业率作为考核高等学校就业工作的决定性指标，而不考虑大学生就业市场景气程度的变化，无论前期做了多少工作都被一票否决，这将极大挫伤高等学校教学和就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因此，高等学校就业率绩效考核实施的前提条件，就是建构能够描述当前大学生就业市场景气程度的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