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6，G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1)03-0111-17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基尼系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远超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即便如此，中国社会总体而言运行平稳，并没有因为收入差距扩大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事实上，从客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到社会不稳定之间还存在一个关键的环节，即民众的社会公平认知状况(李骏、吴晓刚，2012)。只有当收入差距的客观事实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公平感，才有可能激发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降低社会信任和社会协作，最终导致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冲击社会稳定。有鉴于此，认知层面的公平问题对现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稳定影响尤为深远，也更亟待解决(孙薇薇、朱晓宇，2018)，关注和研究主观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研究发现，社会流动性是影响居民主观社会公平感的重要因素(郑畅、孙浩，2016)。当向上流动的渠道比较通畅时，居民会对未来保持积极的心理预期，此时即便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也能较好地弱化居民的社会不公平感(胡建国，2012)。在中国，一直以来“上大学”都是普通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高考因此也被视为促进中国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安排。但在1977年恢复高考初期，大学录取率不到10％，而1977-1998年高考的平均录取率仅为24％。低录取率意味着大部分年轻个体无法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当这一主要的社会流动渠道不够通畅时，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Khor和Pencavel(2010)的研究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显著降低，阶层固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一背景下，1999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适龄青年的15％”的目标，由此开启了大学扩招政策的大门。扩招政策实施后，高校招生人数在1999年当年就增加了51.32万人，高考录取率从1998年的34％攀升到56％，而1999-2018年高考的平均录取率则达到了67％，几乎是扩招前的三倍。据统计，1978年中国大学生人数是228万，到了2017年这一数字已经攀升至3778万，扩招让中国高等教育迅速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陈林、万攀兵，2017)。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大学扩招是否提升了居民的主观公平感。表面上看，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扩招使更多学生圆了“大学梦”，为他们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应该会让更多的人感觉到社会整体公平度在提高，但从深层次来看，问题的答案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众所周知，自扩招政策实施以来，对大学扩招的质疑之声就一直持续不断。质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扩招使得高校学生人数激增，但高校的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并没有明显改善，由此导致大学培养质量下降(张卓、徐峻，2015)；(2)扩招导致大学学费上涨，教育成本因之而大幅提升(杨建朝，2010)；(3)扩招导致大学生毕业后就业竞争压力加大，学历“贬值”明显(邢春冰、李实，2011)；(4)扩招导致高质量教育机会的竞争加剧，引发了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投资趋于“白热化”(周敏，2007)。如果上述质疑成立，则意味着扩招使得高等教育投入与收益的不匹配性变大，这有可能会影响居民对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判断。有鉴于此，大学扩招让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提高还是降低了，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才能判断。 已有许多研究考察了大学扩招的公平效应，但其关注的主要是教育公平。其中，少数研究肯定了大学扩招具有改善教育公平的积极作用。比如，乔锦忠(2008)发现，高等教育扩张对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具有重要作用；文雯(2010)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张优化了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促使整个教育机会供给和教育机会需求的匹配度提高；路晓峰等(2016)发现，大学扩招在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大部分研究却表明大学扩招反而有损教育公平。国外研究中，Raftery和Hout(1993)指出，高等教育扩张并不能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教育机会不公平的状况将会一直维持直至上层阶级的高等教育需求达到饱和为止；Lucas(2001)发现，在上层阶级的高等教育需求饱和后，教育机会不公平仍然会以更有效的方式存在。国内研究中，天野郁夫和陈武元(2006)认为，只要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机制没有改变，高等教育的数量扩张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下层阶层子女高等教育相对机会处于劣势的状况；李煜(2006)认为，只注重数量扩张的大学扩招，并不能降低家庭背景所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杨奇明和林坚(2014)发现，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新增受教育机会更多地被那些父亲阶层地位高、家庭经济条件好、拥有城镇户口的孩子所享有，扩招反而导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大幅上升；高耀和刘志民(2015)指出，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教育获得机会和职业获得机会更多地被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所承袭，导致社会阶层固化，进而加剧了社会不公；李春青(2016)研究发现，扩招并没有改善性别、民族、家庭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教育不平等，该政策没有起到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魏晓艳(2017)以高等教育代际传递为重要机制，发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