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探究美国时期的“大战略”与“国家安全”和“国家构建”之间的关联，以期揭示美国冷战总体战略的某些重要面向和特征，尤其是其中面向美国国内的方面。 一、战略：总体战和“总体冷战”中的扩张性、综合性和政治性 在现代世界，源于古希腊语、原本具有军事血统和战争含义的“战略”一词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和广泛，其含义和意涵也总在扩张，成为包纳、集成越来越多的变量和因素的概念容器。18世纪晚期后，“战略”概念在德语、英语和法语中复活和流通，呈现了现代军事思想的一大趋向：以超越战场和战术层面的方式去认知和操作战争，更全面、综合地处理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复杂的军事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的含义继续扩张而越出军事领域，成为更大范围内统御政策思考、寻求整全框架的认识论工具，成为“治国术”(statecraft)的组成部分或等价物；也成为政府业务和政府组织的名号或者标签，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英美兴起的“战略情报”(strategic intelligence)理念。在有些情况下，“战略”仍寄身于战争和军事领域，但在更多情况下，它被用以连带军事之外的因素，指认战争和军事的更大处境和条件，强调军事因素和非军事因素的关联，进而突显战争服从于高层次——或者说政治性——的目标的克劳塞维茨式原则。战略概念的扩张性趋势尤其呈现在“大战略”一词上，这个词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语世界出现，就是因为制造和使用它的人认为，“战略”一词捆绑于军事的传统含义过于狭窄，不足以为思考战争和军事问题提供足够宽裕的空间。对现代战略研究的先驱、“大战略”一词的始作俑者利德尔·哈特(B.H.Liddel Hart)和爱德华·厄尔(Edward Earle)等人而言，这个概念的关键价值就是在于汇合处理军事和非军事因素，彰显战争的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和政治本质，申述政治高于军事、政治统御军事的原理和原则。“战略”和“大战略”概念的语义史、语用史和思想史，都反映对军事加以扩张性和整体主义(holistic)认知的取向，反映对军事加以政治控制的机理。① 在扩展性、包容性和政治化之外，战略还意味着对政策的体系性控制和规划。这也就是说，生成战略经常意味着制订计划，战略的“完备”形式呈现为计划。战略往往被要求具备这样一些属性和功能：提供目的性、前瞻性和预测性，指引、统御和协调下属层级和分支领域里的政策，明确规定不同目标和事项之间的优先次序，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寻求尽可能清晰、确定的关联方式，设置尽可能精确的规划和尽可能明确的行动步骤。概言之，军事和安全领域里的战略往往是其他领域里的计划的等价物。而战略与冈纳·缪尔达尔等人就社会经济领域而言的计划实践和“计划意识形态”一样，有着根植于现代理性主义或者说“现代性”的深刻根源和机理。②在一些情况下，战略的产生也和计划名义下的活动一样，经常包含对“规律”的寻求和利用，往往要在抽象观念体系和精确测度方法的基础上对现实加以简化，偏好精确性和确定性，有时甚或排除、遮蔽或者贬低不确定性。现代条件下，战略的这种内在的“实证主义”或者说“归约主义”(reductionism)取向，在制度、智识和文化上受到科层制下的部门分立、分工细化、专业主义、技术理性和“科学的文化”等因素的支持。 进而言之，战略是处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战略寓于现代性之中。战略一方面具有扩张性、综合性和高层政治属性，另一方面也潜在地或者必然地具有计划性和“归约主义”取向。这两个方面之间有或明显或潜在的分裂态势或者张力关系。战略的层级越高，作为认知和处理的对象而纳入的因素越多，则其综合性、政治性就越强，其扩张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就越高，对局部观点、归约主义和确定性的抵牾就越强，进而也就越难以表达为明确和确定的计划。这就正是为什么乔治·凯南认为作为大战略的遏制战略难以、也不必呈现为书面文件形式的原因。③凯南式的战略观往往被表达为对战略的艺术性质——相对于战略的科学性质而言——的确认。这种倾向在美国当然不限于凯南一人，20世纪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派中一直有人主张：政治和“治国术”应当更接近“艺术”而不是“科学”。④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兰兹(Hal Brands)基于对美国冷战战略的长期历史考察认为，战略和大战略不仅是一组清晰表达的原则和方案，而且也应该被看成是一种过程，它经常无法，也不必予以清晰表述。⑤ 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思想和实践中，部门的和局部领域的战略自然比“国家战略”和高层政治更倾向于精确性和归约主义，而更少综合性和政治性。美国曾经不断提出基于军事技术和武器效能，由军种或者部门制订的军事战略和战争规划，比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早期战略空军司令部(SAC)的“战略轰炸”，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盛行的“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战略。当军事战略成为专门化的学术知识领域的工作对象时，它也容易呈现简约、精确和程序化行动方案的特征。兰德公司那种以博弈论、运筹学和数理逻辑演绎为特征的核战略研究，都有这种“做减法”的倾向。⑥在冷战前期核战略的设计和开发中，中心部分是在假设的各种情境下的军事政策选择，即在不同条件和类型的核战争爆发情况下采用什么样的军事应对。军事胜利是这种战略不言自明的目标，目标本身、目标达成的后果以及政治和军事的相互影响等事项则不在其考虑之中。正如国际关系史学者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指出，这种形式的战略在根本上是“非政治的和非历史的”，亦即缺乏对军事目标的政治审查，缺乏军事因素和非军事因素之间的历史的和有机的关联，因而没有长期的可行性和生命力，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实际上消亡了。⑦而综合性战略或者说“大战略”的要义和精髓，就是以政治的整体主义抑制各种部门本位主义和归约主义，并以“高层政治”(high politics)统御现代社会官僚制下的部门的、专业主义的和纯粹技术的观点。⑧这是处于战略构造顶端的政治家所不断加以申述并以各种不同方式切实努力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