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21)01-0082-10 一、问题所在 1950年，江苏常熟出身的历史学者周少平在回忆其参加哥老会的经历时写道： 哥老会势力在四川甚盛，如以重庆地方来讲，几乎每一条街上(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组织，四川人中十分之八九都是参加哥老会的，有的自小就参加了哥老会。它的势力很大，伸展在各处。① 为躲避战争的炮火，周少平一路亡命至重庆，以摆摊谋生，在多次被人找“麻烦”后，于1945年11月加入当地的一个哥老会组织。或许因为是读书人，入会不久，周就得到“大哥”的地位，生活为之改变了许多。 在四川，哥老会被称为“袍哥”。关于“袍哥”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袍哥”源于《诗经》中的“与子同袍”，另一种认为“袍”与“胞”同义，“袍哥”即“兄弟”。②“一袍通天下”，意为四川遍地袍哥，成为袍哥后朋友满天下。清末四川布政司在一份告示中写道：“川省民气嚣浮，动辄拈香拜把，烧会结盟，自号江湖弟兄，不知自己已堕入强盗行径，此皆误于小说捏造，遂认假为真，群思效法。”③这虽揭示了哥老会的部分实情，但官方文书中屡屡出现“民气嚣浮”之类的言辞，显示出地方官有敷衍和推诿之嫌。撇开官方文书记载，在地方志里，人们不难看到截然相反的记述。《重修南溪县志》在回顾三百年来该县结拜哥老会的风习时指出，由于受民间道教影响，“因果报应诸书真为多”，“其朴鲁狂悍者，又束缚于哥老会之五伦八德，而不敢逞其欲望”。④哥老会的“五伦八德”制约着会众的行动，哥老会并非扰乱日常秩序的要素。⑤1949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直接或间接与哥老会有关系的四川人超过1700万。⑥1949年以前，重庆市有500多个哥老会组织，以袍哥为业者近10万人。⑦而据《新新新闻》1935年9月的统计，成都约有600个哥老会组织。⑧1949年成都哥老会组织增至千余个。⑨不管这些统计是否准确，如果考虑到哥老会拥有如此广泛的民众基础，论者便不能简单地将哥老会视为“反社会”和“反体制”的存在。 回顾有关民国时期四川哥老会的研究，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从秘密结社与都市政治的关系角度对成都与上海进行了比较。⑩王笛通过对哥老会秘密语的探讨揭示了哥老会所承载的大众文化。(11)山本真对战后民意机构与哥老会关系的分析展示了权力与民众之间的张力关系。(12)与本文以下讨论的第一部分论旨最为接近的是曹成建的研究，其论文爬梳了四川省政府查禁哥老会章程的制定过程，将其置于国民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中予以解读。(13)本文继袭了笔者关于秘密结社的以往研究，将秘密结社视为一种差异性话语装置，就哥老会而言，哥老会既指各种性质别异的兄弟结拜组织，更指原初的人群结合与交往方式。(14)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将首先概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推进的社会统合与哥老会取缔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而反观哥老会所承载的利益群体对国民政府的态度。(15) 二、从取缔到限制 在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档案中，四川省警察局为了取缔哥老会活动不断向市县下达各种指示，这些指示经常会援引1935年和1936年颁布的两个取缔哥老会的章程，两个章程反映了国民政府在四川的代理机构(行营)和刘湘的省政府试图对扎根于地方的哥老会进行社会统合。 1935年1月12日，军事委员会行营入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进驻重庆，开始着手打破军阀割据的“防区制”。(16)正如柯白(Robert Kapp)所指出的，中央政府进入四川，其原因不仅来自四川军阀内部的危机，也与1933年徐向前率领的中共红军进入四川后各地军阀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有关。在共产党势力进入四川后，军阀中势力最强的刘湘于1934年11月前往南京，被中央政府委以四川省主席。作为交换，刘湘同意中央政府派遣参谋团进驻四川，对共产党进行“包围讨伐”。(17)这是贺国光参谋团进入四川的契机。参谋团名义上对付中共红军，但从其行动看，其目的远过于此，还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将四川置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1935年10月，参谋团解散后改为重庆行营，从此以刘湘为代表的本土势力与蒋介石中央政府间的对立越发凸显出来了。(18) 国民政府对四川的社会统合始于废除“防区制”，从军阀手上夺回人事任命权和征税权。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成立，刘湘就任主席。在参谋团的助力下，刘湘要求各地军阀将所辖区域的指挥权上交省政府。1935年5月，行政督察区取代“防区制”，全省148个县被分为18个专区，每个专区各辖若干县。专区设有专员，专员兼任所派驻县县长。此外，国民政府还对保长、联保主任及县政府的差役等进行培训，强化对基层的控制。1935年5月，南昌蒋介石行营秘书长(后为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在四川县政人员训练所发表演讲，强调这一改革对强化县政府行政机能的重要性。为直观起见，以图1示之。
图1 行政改革后的四川省行政结构图 这一控制体系与四川原有的权力体系之间必然产生一定的紧张关系。如，行政督察区虽在四川省政府的管辖之下，但专员的任命却需要蒋介石行营的批准。新的权力机构试图通过保甲制取缔哥老会，但直到1936年保甲制才得以推广。即便如此，恰如贺国光在一次讲话中所承认的，保甲制很难立刻起到作用。“藏污纳垢之哥老会青红帮……等——川省尤多——非法组织，忧泪入民间，其支配社会之力，远过政府，官吏尚多仰其鼻息，下焉者更无论矣。国光入川时，上书言事者，恒以取缔为请。然若辈潜势甚大，猝言取缔，反虑生变。厥惟利用保甲组织，使其潜移默化，范我驰驱”。(19)刘湘迎合国民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采取了比较可行的策略，颁布禁止哥老会集会及宴会的命令，理由是哥老会首领的生日宴会过于豪奢，如不加以迅速而严厉的禁止，会妨碍地方治安和人民的生计。(20)禁令针对的是哥老会的活动——集会及宴会，而不是哥老会存在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