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以来，孔庙庙产颇受关注。①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祀孔之举“与现代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由，颁布《为废止春秋祀孔旧典》通令。②至此，国家祀孔传统戛然而止，孔庙作为官方祀典的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终结。③与祀孔祭典唇齿相依的孔庙祀田何去何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全国各地的祭孔祀田中，山东曲阜的孔庙祀田历史最久、数量最多，且因地处孔氏宗族世代居住地，牵涉关系复杂，面临的阻力极大。因此，1928年6月山东省政府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即派员调查整理曲阜林庙问题，从调查到拟定、审查草案持续近两年之久，最后却不了了之。 为何曲阜林庙改革如此艰难?事实上，曲阜林庙改革最大的困难是祀田的归属问题。由于曲阜孔庙祀田事关阙里祭祀，祀田的处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层面对于儒学的态度，而祀田本身具有的经济效益关涉衍圣公府生存状况的同时，又为经费短缺的教育部所觊觎。故此，曲阜孔庙祀田问题备受各方关注。南京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衍圣公府以及社会“尊孔派”在祀田问题上既有政治文化需求重叠之处，也存在着利益冲突，由此祀田问题的处理必然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交织着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与妥协。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孔府档案、台北“国史馆”档案及相关政令、地方志、报刊等文献，系统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重点探讨1928-1930年各方围绕祀田国有化问题的互动及其背后隐藏的历史意蕴，以期深化和拓展关于民国时期祀田改革和孔庙庙产问题的研究。④ 一、曲阜孔庙祀田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冲突 帝制时代，孔庙作为官方祭祀和学校教育的主要场所，是承载皇权“治统”与士人“道统”正当性的“圣域”。⑤1905年科举制废除，新式学堂教育兴起，“仅剩下官方祭典的文庙，不能再为士子提供荣身的阶梯”。⑥在制度的变革与功利的转移下，文庙本身及其庙产遭到各方势力的冲击，如湖南省“各处文庙军队杂居，学生寄宿，或改为新剧团演唱戏剧，或占为女学校”。⑦文庙移作他用的现象严重，庙产功能随之发生转变。地方上征用原先承载社会教化的孔庙作为学校的思路也适用于庙产，为缓解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经费压力，原来用作维持文庙经费之用的学田，其收入被改为专充小学之用。⑧在制度化儒家逐步解体的背景下⑨，曲阜孔庙祀田也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 曲阜孔庙祀田⑩有别于京师孔庙与地方文庙，系专为奉祀阙里孔子而设。曲阜孔庙兼具孔氏家祭和国家祭祀的双重功能(11)，祀田主要来源于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封赐(12)，另有一小部分来自官绅捐献、投充，遍布山东、直隶、河南、江苏、安徽五省(13)，分为六屯七厂十八官庄。明初由国家赐户耕种，后来逐渐改由衍圣公府招徕农户租种，其岁租经费除供庙祀外，“余悉为衍圣公廪禄”。(14)长期以来，由于兵燹饥荒、地户逃散、私相推让、豪强侵占、水陆变迁等，加之祀田分布在二十余州县且数量庞大，衍圣公府难免鞭长莫及，管理不周，因此一直面临着祀田迷失、收租困难等问题。祀田与学田、自置田产之间，也因世远年湮、界址模糊，常常混淆不清。(15) 由于孔庙祀田多由历代帝王所赐，在革命和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话语体系下，其被视为“胙土之制”下的“封建遗存”，合理性一直饱受质疑。(16)早在1914年，袁世凯政府就以“此项祀田荒逸占种，多归无稽，按籍催科，名不符实”(17)为由，颁布《崇圣典例》。该典例明确指出：“孔氏各项祀田，由各该管地方官清厘升科，概归国家征收。”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第六条又规定：“衍圣公每年祭祀公费，岁额定银币一万二千元。”(18)因此，尽管政府明文将孔氏祀田收归地方，划为国有，但祀田所承担提供祭祀费用的“功用”以国家拨给的形式来实现，并未违背“崇圣”之意，甚至减轻了衍圣公府的收租负担。衍圣公的俸禄也依据一等公俸银米旧额，每年给予2000元。不料，此规定一出，衍圣公孔令贻即以没收祀田祭费难抵收入，恐致“粢盛不备”为由，请求“收回成命”。(19)对此，内政部予以驳议，表示“人民咸负有纳税义务，汤沐免税非法治国家所应有”，“祀田升科固非为维持正赋之计”，实则关系国家体例。(20)然而，在衍圣公府的抗议下(21)，1915年，袁世凯政府修订《崇圣典例》，将祀田租税征收权归还衍圣公府。(22)之后，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基本延续了这一条例的基本精神。(23)由于孔庙祀田原有的免税特权不符合民国新的体例，质疑声不断，加剧了社会各阶层对孔庙祀田去留走向的讨论，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孔庙祀田纠葛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继袁世凯“尊孔复古”失败之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冲击再一次将孔子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进步人士在文化领域对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进行批判，陈独秀甚至提出“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的激进口号。(24)北伐期间，各省的孔庙祀田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党部、军队的冲击。1926年，国民党北伐在湖南取得胜利不久，即以“打破封建思想、建设民主政治”的名义，先后将长沙孔庙祀产完全用于兴办教育，并停止春秋祭孔典礼。(25)北伐军进至长江流域，革命军以铲除“封建余孽”为口号，继续对孔子相关的“文化符号”进行冲击，“不独春秋祀典废除，即大成至圣先师的牌位，亦已‘委而弃之’。并闻两湖有些地方，已将所谓圣庙拆毁”。(26)孔庙既毁，祀田的处境不难想见。 相比之下，曲阜孔庙祀田的处境要好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时山东督军张宗昌的尊孔态度。张氏与衍圣公府素来交好，曾与前衍圣公孔令贻互换兰贴。1925年张氏上任不久，即到曲阜举行祭孔典礼。在其照顾下，不唯曲阜孔庙祭祀未曾中断，祀田也得以保全。(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