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20)04-0047-24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学重新打开大门，融入世界学术体系，其在国际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上的增长可谓举世瞩目。2005年，中国的高被引论文数超过日本；到2009年，这一数量与英国、德国持平。[1]2017年，中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2]2018年，中国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3]考虑到中国学者在1973年发表的SCI论文只有1篇[4]，1978年发表的国际论文只有145篇[5]，这一进步确实是惊人的。在各个主要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中国大学也有不俗的表现。过去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和华裔科学家黄卫(音)将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崛起称为“现代智识史上决定性事件之一”，并认为这将对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6] 目前国际学术界主要使用文献计量或者案例分析的方法，描述中国大学的飞速发展过程。一些学者也试图对此进行理论解释，一个比较直观的解释是政府的巨额投入，研究显示中国的“985工程”投入对提高大学科研产出是显著有效的。[7]经济论的解释也与之前有关国家科研产出影响因素的研究相一致，这些研究都指出经济财富是提高国家科研产出和影响力的前提之一。[8]但也有研究指出仅仅从经济角度无法解释一个国家的科研表现。[9]另外一种偏文化论但并不排斥经济解释的观点则认为，儒家模式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的阐述，儒家模式主要包含以下四个内涵：第一，强国家，国家在高等教育结构、资助模式和发展模式方面具有主导权；第二，受儒家文化影响，重视教育的私人投入；第三，具有统一的国家考试制度；第四，不断增强对科研的投入。[10]最近几年来，学者们意识到仅仅从中国内部出发无法解释中国大学在过去40多年的成就，因而寻求一种强调全球化作用的解释模式。理查德·弗里曼和黄卫(音)指出，中国在科研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融入了全球高等教育和研究体系。[11]尤其是，中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美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科研质量。西蒙·马金森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体系与国际体系的整合，他将其称为“国家—全球协同发展”(National/Global Synergy)。[12]以上解释侧重从全球整合的角度解释中国大学的崛起，但并未特别分析不同类型的学术流动在其中所发挥的机制性作用，也没有对国际学术流动所发挥的功能做深入的类型划分。理查德·弗里曼和黄卫(音)指出，观念与人员的全球流动使中国能够迅速地接近科技前沿。[13]但目前尚未看到专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学术流动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旨在对该问题进行历史和理论的分析。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通过国际学术流动融入国际学术体系、提高科研水平，而国际学术流动主要包括学生出国攻读学位、学生出国进行研究访问(6-24个月)、博士毕业生出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教师出国研修等形式。研究这些形式的跨国流动及其功能对于理解中国大学的崛起至关重要。 综观当前的国际环境，逆全球化的趋势正在抬头，各国政府对知识跨国流动的控制在增强，科学的国际主义精神有所削弱，国际学术流动，作为中国大学崛起所依赖的关键因素之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际学术流动在中国大学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对其功能进行概念化的思考和分类，审视其所面临的挑战，思考应对之策，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跨国知识迁移、大学师资储备、跨国学术网络建构、国际科研合作等方面分析国际学术流动对中国大学崛起的意义。 对于国际学术流动与中国大学发展的关系这一命题，本文试图进行一个宏观的、历史的和综合性的分析。这一分析建立在多项有关国际学术流动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主要包括：第一，2014年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开展的对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公派研究生的调查和相关访谈。课题组向16000名国家留学基金委(CSC)项目资助的归国人员发放了网络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清理后，获得有效问卷5506份，其中联培博士生问卷5019份。第二，2016-2017年笔者对北京大学三个顶尖实验室国际合作行为的案例分析。该研究对三个实验室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跟踪和访谈，共访谈博士生26人，导师3人，博士后2人，研究人员3人。[14]第三，2018年至今笔者对我国精英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决策和行为的研究。课题组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三个时间节点对精英大学的本科生进行了系列访谈，其中包括对北京大学化学系35名本科生和博士生的访谈、对北京大学其他院系18名本科毕业生出国行为的访谈、新冠疫情暴发后对22名本科毕业生的访谈。第四，2018年以来对中国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经验的访谈。访谈对象涉及24位大学教师，其中包含7位院士科学家。此外，为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国际化的历史，笔者从北京大学档案馆、浙江大学档案馆、中国科技大学档案馆、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华南师范大学档案馆查阅了部分相关资料。这些前期研究为本文理论的分析提供了经验基础。 二、理解国际学术流动的知识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