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21)03-0136-11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1.03.016 在欧美马克思主义阵营之中，美国文化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詹姆逊可谓是一个相当重要、但也极为特殊的理论家。他较早提出文化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将后现代主义文化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类型，以多元文化发展反对单一、激进的文化现代性。在詹姆逊的文化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西方各种理论的娴熟运用，可以看到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互文性阐释、对话与接合的批评实践。这种理论与思想的驳杂，使詹姆逊获得了许多身份标示与理论头衔：“结构主义的‘杰出’代表，‘反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结构主义的恰当靶子，尼采式的解构主义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①詹姆逊自己也曾坦言：“就后现代而论，尽管我在论及这个问题的原则性论文中竭力解释从理智上或政治上简单地赞美后现代主义或‘不承认’后现代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但先锋艺术批评家仍能很快认定我是一个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御用文人；而另一些更纯真的同志则依据一些著名前辈的例子，认为我最终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而成为一个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一个背叛者和变节者)。”②对詹姆逊的多重诊断与命名，从另一个侧面昭示出他理论的复杂性。总体而言，詹姆逊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其主导范型，在他的文章中经常会出现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意识形态、阶级性、革命、辩证法、历史意识、政治批评等马克思主义词汇。他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但是，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带有后现代主义意识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特权’在于它总是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能及。”③通过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地基，并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境遇与文化现实，詹姆逊创构出极具后现代主义理论症候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和文学批评范式。本文主要结合詹姆逊的文化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批判性反思其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 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反思后现代：詹姆逊文化批评的政治阐释 詹姆逊曾于1985年来中国北京大学讲学，其演讲内容后结集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出版。詹姆逊详细介绍了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以及所表征的文化内涵，成为最早被中国文化理论界所熟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不同于利奥塔、鲍德里亚等人的后现代主义，而是带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出发，詹姆逊对后工业社会、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展开了批判性反思，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与文化阐释学。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思想的影响，詹姆逊抛弃了那种纯粹从上层建筑和文化层面理解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范式，而是借用了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主义三阶段理论来划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主义。这种划分主要依据于生产方式的区隔而非文化的差异性，即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主要分歧，首先在于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迁，文化逻辑与艺术精神不过是对生产方式变迁之后的社会境遇的意识形态反照。“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作为我们社会及其整个文化或者说生产方式的更深层的结构改变的表征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④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生产与社会交往方式。同时，詹姆逊借用普兰扎斯的“社会构型”理论说道：“每一种社会构型或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事实上都同时包括几种生产方式的重叠和结构共存，包括古老生产方式的残余和幸存，现在被归于新的生产方式之内而在结构上处于依附的地位，同时也有潜在的与现存体系不相协调但尚未生成自己独立空间的预示倾向。”⑤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不同生产方式与文化逻辑共同构织的多元空间，或者说是一个层积的文本结构。詹姆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来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地形图，以发掘那些淤积于历史地表、弥散在文本肌理深处的政治无意识。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类型，不像现代主义文化那样表现为单一的文化与审美风格，而是呈现为多重文化与多元意识形态的交织叠合。这也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霸权与反霸权斗争、文化革命的暗流涌动也远比现代主义时期表现得更为鲜活生动。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出发，詹姆逊深入思考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内涵。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溢出了现代主义的高雅文化圈层与审美主义界域，形成与资本狂欢、与生活融合的世俗化结构。“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领域是无处不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文化也就有了不同的含义。”⑥“由于作为全自律空间边界的文化黯然失色，文化本身落入了尘世。不过，其结果倒并不是文化的全然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其惊人扩散。这种扩散的程度之泛滥使得文化与总的社会生活享有共同边界；如今，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者蜃景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文化本体的制品已成了日常生活随意偶然的经验本身”。⑦这种对文化世俗化、平凡化和商品化的论断，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十分相似。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从审美现代性的立场对这种文化下降运动展开无情的批判，以“反艺术”的审美主义推动现代文化继续朝着精英化的方向前行。詹姆逊则指出：“法兰克福学派令人不满的并不是它的否定和批判的立场，而是这种立场所依赖的肯定的价值，即维护传统的现代主义高级艺术的价值，把它作为某种真正是批判和颠覆或‘自动’审美产品的轨迹。”⑧这种从现代性立场出发批判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做法，既不符合历史化的发展逻辑，也缺乏辨证批评的眼光，更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文化唯物主义基础。因为就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文化工业而言，它们本身已经成为后现代与消费社会的重要生产方式，而那些曾经站在社会对立面的批判的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化类型，也“成为商品生产的一个主要特色，同时也是商品生产中更加快速、更加急剧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⑨在詹姆逊看来，以单一现代性的目光审视后现代，不从根本上理解和阐释现代性与后现代的文化断裂，最终只能走向文化悲观与保守主义。当然，放弃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精英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意识，并非就是要完全认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浅表化、商品化、消费化、娱乐化、抹平深度、精神分裂、能指狂欢等诸多性状与症候，做一个鲍德里亚所说的“与碎片嬉戏”的后现代主体，而是要以一种政治批判的姿态介入到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文化结构中去，从扑朔迷离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镜像之中发掘出隐秘的政治无意识。诚如詹姆逊所言：“我们必须正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规范，并尝试去分析及了解其价值系统的生产及再生产过程。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在设计积极进步的文化政治策略时，掌握最有效的实践形式。”⑩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詹姆逊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