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0)06-0082-09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国内原来以精英阶层为主导、集中在学院内讨论的女权主义话语①出现了数码化、年轻化、大众化的转向。自2012年开始，越来越多年轻女性②在微博及微信平台上创建与女性议题相关的自媒体账号，在微博上建立各种与性别歧视相关的标签，引发大众对性别议题的热烈讨论，形成一波新型的数码女权行动(Digital feminist activism)③。最近两年，这种数码女权行动与视觉文化、流行文化、青年网络亚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互动。膨胀工作室(以下称膨胀)④——一个由广州本土女青年建立的自媒体账号——专注创作女权短视频并在以青年网络亚文化著称的视频平台bilibili(以下称B站)上建立主页，成为上面唯一专门上传原创女权视频并同时明确用女权主义者身份作为标签的Up主⑤。 国内女权行动与影像结合最常见的形式是女权主义电影生产，膨胀是迄今为止首个将日常短视频制作与女权行动相结合并在视频平台上稳定更新的女权自媒体。这种女权实践既是对数码女权行动的创新，也是对女权主义视觉文化的再现，以及对精英化、学院式女权主义话语的改造。然而，这种女权实践有其矛盾性的存在。一方面，数码平台上的短视频受流量与资本的驱动，催生的是进一步商品化女性身体的网红经济与文化[1]，例如美妆类短视频与网红的崛起。另一方面，以“鬼畜”“弹幕”为主要特征的B站视频平台突显的是消解严肃批判的青年网络亚文化[2]。那么，膨胀在其短视频生产中，是如何改造对父权制度及资本主义都进行了严肃批判的女权主义话语，使其在B站平台上成功吸引青年群体关注的呢？被改造后的女权话语有什么特点？这样的数码行动如何促进女权主义的发展并带来社会变革的可能？ 国内学界对数码女权主义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当下大多数学者从“赋权”的理论视角，探讨女性个体以及女权组织如何利用新媒体空间进行发声、传播及抗争。⑥但青年女权视频行动，作为一种新型的数码行动，仍未受到学者的广泛讨论。而单一的“赋权”角度，难以厘清其中女权主义话语与资本、流量、消费、青年网络亚文化的复杂互动。欧美学界在此议题上将数码女权主义置身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高度垄断社会各层面的背景中，并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后女权主义(Postfeminism)、大众女权主义(Popular feminism)的特点，以批判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波以青年为主体，以各种网络平台、社交媒体为抗争空间的新女权主义行动与市场、消费以及第二波妇女解放运动以来建立的女权抗争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⑦，更好地勾勒数码女权主义行动对女权主义政治既有重构又有解构的“不稳定性(precarity)”特征。[3] 本文以膨胀在B站上的女权短视频作为研究案例，借助欧美学界对数码女权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围绕上述问题揭示出：(1)膨胀视频行动以“可见度”为核心策略，通过对视频定位、创作以及选题的“泛娱乐化”操作，将女权政治与青年网络亚文化融合，使女权短视频成功吸引青年群体的关注；(2)视频的女权话语呈现出欧美数码女权主义具有的“不稳定性”，既具有后女权主义以及大众女权主义的特点——回避权力结构问题的浅层批判，突出个人主义特色、个人选择，拥抱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同时又具有第二波妇女解放运动以来所强调的“个人就是政治”的女权抗争性。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中国语境与本土女权主义，特别是数码女权主义发展的脉络，重新审视这种女青年视频行动的策略与“不稳定性”的特点，并挖掘其积极意义。 二、研究方法 膨胀是由广州本土青年于2017年1月建立的专注于创作女权短视频的自媒体。这些青年主要是1990年后出生的女性，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朴西是膨胀的主要负责人、主演以及大部分视频的主持人，其他主要成员还包括编剧、部分视频联合主持人大佛、后期制作欧媚、主要演员Samsam以及一些不固定的嘉宾。⑧膨胀在微博、微信、腾讯视频以及B站上都注册了同名账号，但常规更新及比较活跃的是微博以及B站上的账号。⑨膨胀的微博号活跃程度最高，但专注于热门性别议题讨论，女权视频分散。B站上则比较系统，每周进行一到多次的视频更新，是膨胀女权视频最集中、视频分类管理最清晰的平台。 本文主要采用了参与观察法及深度访谈两种研究方法。笔者对膨胀在B站上从2017年1月到2020年4月发布的八个栏目的96个视频、弹幕区、评论区都进行了参与式观察。2020年6月30日，笔者对朴西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围绕膨胀的运行情况、目的、策略、播放量最大的10条视频的创作理念，对女权主义的看法、女权身份的认同等问题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结合上述观察及访谈，本文选取膨胀B站中播放量最大的前十条视频中属于三个不同栏目的四条视频，从视频定位、创作、议题选择以及女权话语再现四个方面对视频进行分析，探讨膨胀视频行动中的策略以及女权主义话语的特点。 三、数码女权主义、后女权主义与大众女权主义 最近十年，欧美学界对数码女权主义的讨论集中在社交平台上繁荣发展的女权行动，特别是2012年后，社交平台上呈现井喷式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标签女权主义行动(Hashtag feminist activism)[4]，如影响全球的“#MeToo运动”。学者对这一波以青年女性为主体，在数码平台上进行的追求个性化、“可见度”以及传播效应的新型女权行动有了更为多元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波新型女权行动是对第二波妇女解放运动以来激进女权政治的推进，特别是对“个人就是政治的”——即强调个人受压迫的经历是公共性、结构性的，是权力不平等的结果，具有重要政治意义——这一重要的女权原则的重构。[5]但更多学者则揭示数码女权行动所塑造的女权话语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构关系，即将制造个人选择、自由和提升作为实现女性解放的神话，来取代“个人就是政治的”女权集体抗争。⑩这种对数码女权主义的批判，继承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学界对后女权主义、大众女权主义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