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尚在观望故国不明朗的局势。正式归国之前，他曾携妻儿游玩奈良，夫妻二人花了一日元香资将10岁儿子梁思成的姓名刻在修缮中的奈良大佛殿瓦片上祈福。多年后，梁思成在父亲的教导下并没有重走政治家的老路，而是踏上另一段苦旅——成了一位历经二战与冷战，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夹缝间不断挣扎的建筑学家。在1963年设计扬州大明寺鉴真纪念堂时，梁思成“猛然忆起”这段儿时经历。①这段跨越时空的缘分，虽然奇妙，却难以言说。我们目前能言说的或许仅是：梁思成流动的建筑设计理念、时代在鉴真纪念堂营造过程中留下的痕迹，以及围绕着鉴真纪念堂这一记忆之场的话语纠缠。 鉴真纪念堂的落地引发了系列文化记忆话题，如中日关系、东亚佛教史、中医传播、航海技术等，但纪念堂建筑设计本身、营造的时代背景、纪念对象的生涯所包含的丰富信息，却未能得到充分关注。作为一座当代的仿古建筑却凝结着国人“走向世界”的理想，激发着人们对中国历史上“向外”与“向内”问题的思索，这才是鉴真纪念堂的独特之处。这一问题涉及近年来“新世界主义”思潮的核心议题，即共同体的“自我”与外部“他者”的关系这一跨界认同(identity)难题。②这一认同难题，既体现于个体层面，也体现于社群层面。由于折射了世界主义的诸多面向与难题，鉴真纪念堂因之成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样本。 作为“超真实体”的鉴真纪念堂 鉴真纪念堂命名中的“纪念堂”一词并非古语，而带有过渡时代的味道。中文“纪念”一词来自日文汉字“記念”(平假名きわん)。1905年晚清“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在日记中首次使用了中文“纪念”一词，并用“纪念堂”指称哈佛大学用于纪念南北战争中牺牲学生的建筑。此后，中文“纪念”也被用来翻译英文“monumental”，如1925年孙中山葬事筹备处发布的建筑师征求条例中“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一句，中文版的“纪念”一词就对应英文版中的“monumental”。“纪念”与“monumental”语境略有不同，但中文“纪念堂”则无疑是一个现代词汇。③近代以来中国各地兴建的中山纪念堂算是现代纪念性会堂建筑的滥觞。鉴真纪念堂也属于这一脉络，只不过因为其仿古的形制而常被人当作古建筑。从文化属性上讲，鉴真纪念堂与林肯纪念堂、中山纪念堂属于同类，而与武侯祠之类传统纪念性建筑相去甚远。 走进大明寺景区，游客们会发现鉴真纪念堂与当地远近闻名的原生古建平山堂、谷林堂相邻，却在建筑风格上格格不入。它像是从乌有之地搬来的一座唐风建筑“景观”，具有某种和迪士尼主题乐园一样的“超真实性”(hyper-reality)④——作为现实中的一个物质性实体，却来自建筑史的理念世界，以自身独特的虚幻气质衬托出周围世界的真实感。根据梁思成《扬州鉴真大和尚纪念堂设计方案》，在其正式接手设计工作之前，扬州建设局提供了一份初步设计图，他根据这份“设计意图”，与助手陈从周完成了具体设计方案。他们最初的设想是将鉴真在奈良招提寺建的“金堂”直接“复制”到扬州⑤，这一想法从理论上讲十分完美。不过，将实际建成的鉴真纪念堂与日本金堂对比，我们发现纪念堂并不是对唐式金堂的全然复制，存在不少适应性改造。营造者极力保留下来的只是奈良招提寺金堂与中国唐代佛殿建筑相通的“建筑理念”，很难认定鉴真纪念堂是纯粹的中国建筑，或是纯粹的日本建筑。其明显的改造有两点。 一是主殿空间与结构的适应性处理(见图1⑥)。由于受选址限制，鉴真纪念堂的正殿无法按照金堂原样复制。金堂原样的大小要“占到纪念堂选址的一半以上”，按原样根本无法合理部署设计方案。于是正殿由金堂的“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缩小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仅面阔来说纪念堂就比金堂少了十米。⑦“间”是“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单位建筑和群体建筑的基础”⑧。梁思成在《清式营造则例》中讲：“凡在四柱之中的面积都称为间”⑨。减少“间”数，又要保持唐代佛殿的“风格”，是正殿设计的最大难题。减少间数也意味着结构上的调整，比如中柱的后移，藻井峻角的变化，这都是肉眼可见的明显改动(见图2)。由于各部分无法等比例缩小，还需要牺牲一些局部，去保全最能体现唐代佛殿立面特点的正殿前廊的“印象”(见图3)。奈良招提寺金堂后原有后殿，而鉴真纪念堂选址在高丘之上，正殿之后已无余地，只好取消金堂后檐墙与背景墙之间通往后殿的夹道，只留下背景墙。⑩鉴真纪念堂保留了金堂的立面风格，但没有保全内在的结构。
图1 (左)日本招提寺金堂平面图 (右)鉴真纪念堂平面图
图2 鉴真纪念堂室内透视图
图3 鉴真纪念堂正面 二是纪念堂设计方案中的折中主义手法，这是日本招提寺金堂与中国唐代建筑中都不曾出现过的。据陈从周回忆，鉴真纪念碑是最先建好的，并得到梁思成的肯定：“鉴真纪念碑的方案是在扬州拟就的，他画好草图，由我去看及量了石料，作了最后决定，交扬州城建局何时建同志画正图，接着很快便施工了，10月份我重到扬州，拍了新碑的照片寄他，他表示满意。”(11)整块碑之所以设计成卧式，由多重因素决定：首先，是接受当地建设局的初步“设计意图”——他们曾提议要设计成选址不远处“印心书屋”那样的卧碑(12)；其次，卧碑本身也是梁思成个人设计理念的延续，他为林徽因墓地设计的便是卧碑。设计纪念碑的最大难题在与“纪念性”相关的装饰符号上。鉴真纪念碑的正面阴刻着郭沫若的题字，背面则是赵朴初的颂，整个碑的形制折中了多种元素，唐代元素体现于装饰层面——使用了唐代特有的卷叶草；取消了金堂原有的壁画，而试图与扬州本地现存佛殿建筑风格保持一致。(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