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21.02.002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21)02-0020-12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美丽乡村的内源性动力，对乡村文化复兴、厚植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本土特色具有重大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2018年新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确立了“三农”发展新的历史定位，规划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线图和时间表。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河南考察之后，发表了《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1]把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提到了新的高度，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南。山陕豫三省地处黄河中游，自古以来地理毗邻、习俗相近、人缘相亲，植根于农耕文化土壤的民间文化资源有着极强的同质性，在乡村振兴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抓住历史性机遇，深入挖掘民间文化资源，建构民间文化资源谱系，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的民间文化资源焕发出新的活力，实现乡土文明的价值重构，这是山陕豫三省必须破解的时代性难题。我们的设想是，乡村振兴旨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些突出的社会矛盾，以补齐民族复兴之短板，夯实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乡村振兴必须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充分肯定乡村民间文化的现代价值，既不能机械复制城市化的路径，也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现代化的老方法。为此，必须直视中国乡土大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重建的本土化道路。民间文化资源是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中华文明繁衍发展、薪火相传的重要依托，它渗透弥漫于乡村社会物质生产、民间组织、乡村治理、信仰观念、文艺审美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生活属性，感性散漫，使得人们对它习焉不察。今天站在新农村建设的高度，以文化整体观的宏阔视野，深入系统地发现整理民间文化资源，是重要的、艰巨的任务。在此基础上，探索民间文化资源内部发展逻辑，揭橥不同类型民间文化的深层关联，这成为民间文化谱系建构的应有之义。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建构的终极目标还要发现捕捉不同的民间文化类型、系统所对应的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劳作方式、社会制度、心意信仰、审美情趣，把民间文化置放在社会运行的大系统中综合考量，总结民间文化与地方社会互动互构的规律，促进乡村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要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学术上要实现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交叉研究，多学科渗透融合；地域上要打破固有的行政区划壁垒，由山陕豫学术团体、管理部门、民间组织，更重要的是动员广大的乡村民众共同参与，建立“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只有准确把握时代的难题并作出深刻而有说服力的解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发掘民间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才能共同讲好“黄河故事”，奏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黄河大合唱”。 一、从民间文化资源中寻求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动力 发掘整理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实现从资源到资本的转换，一方面必须遵循“乡土的逻辑”，站在农民“主位”立场，怀着对乡村文化的深切认同，从“乡土中国”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入，探寻民间文化蕴涵的地方性知识与民众的生存智慧，洞悉民间文化代代相传的生命密码；另一方面站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的时代制高点上，重新审视以民间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形成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对接融通，让民间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彰显磅礴的力量。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建构的三重逻辑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中华民族经历百年沧桑巨变做出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个字总要求，描绘出未来美丽乡村建设的宏伟蓝图。我们认为，要实现乡村振兴的百年梦想，必须牢记乡村是民间文化的发源地，实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对接融汇，这是出发点；用民间文化搭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桥梁，激发城乡居民的“乡愁”，建立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这是聚焦点；在保持乡村民间文化底色的基础上，实现民间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盘活民间文化资源，这是落脚点。 1.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性互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精准概括。乡土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地缘基础上的宗法制社会，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生存，人们以家庭为基本社会单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秋收，形成了特有的农耕生产习俗；为了共同应对来自自然的、人为的各种灾难，他们必须相互帮扶，结成以家族村落为中心的社会组织。从古老的“春祈秋报”到后世的二十四节气，再到丰富多彩的岁时节日民俗，都是人们源于对土地、山川、河流、天神的自然崇拜而形成的民俗信仰与观念仪式。农耕文化孕育了星罗棋布、广袤浩繁的家族村落，也孕育了乡村百姓的生活习俗，恋土重农、耕读传家、重视乡情、务实守成是区别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上层文化的“乡土逻辑”。自1978年以来，农村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快速的城镇化，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乡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形成新的转型，其主要表现为：一是由封闭同质的农耕文化转向多元异质文化。由于土地承包、户籍放宽、城乡互动，农民获得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接受了商业文化、城市文化、外来文化，使固有的单一农业文化有了开放性、多元性。二是由生存理性转向经济理性。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农民以首属群体为依托，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辛勤耕耘，守望相助，凭借低下落后的生产力抵御各种困难，维持生计，只要活得下去就会“安土重迁”，即使远走他乡，最后也要落叶归根。随着市场化、商业化的发展，农民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之后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三是从伦理本位转向利益本位。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家庭之内敬老孝亲，邻里之间重情尚义，尤其看重人情与面子。现代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行为动机的重心发生位移，个人利益成为权衡人际关系的主要砝码[2]。传统与现代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互为镜鉴，相互结合的，关键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文化调适，以代代相沿、薪火相传的农耕文化为根本，以现代社会新的理念为参照，实现“历史之根”与“现代之源”的成功嫁接[3]，彰显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