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代走上文坛以来，胡丘陵已在文学领域辛勤耕耘了40余年。无论是经历了从乡镇基层干事到地方领导干部的身份变迁，还是从热衷于小说、散文与文论到主要从事诗歌创作的兴趣转移，诗人始终初心不改，执著地探索着文学共同体的建构及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以长诗创作赢得了第三代政治抒情诗代表诗人、大诗诗人以及现代史诗诗人等广泛赞誉。和着时代的节奏，诗人相继推出了以编年体的方式为共和国刻像的《拂拭岁月》；以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为对象，展示多种文化冲突及其对人类、生命、精神等本体思考的《2001年，9月11日》；以长征的主要事件和人物为线索，以深入心灵、精神与生命为抵达的汉语史诗《长征》；介入、反思及担当汶川大地震及其灾后建设，尤其是对人如何进行现代化质询的《2008，汶川大地震》；还有始终在场并和着人民的节奏而记录、而呼吁、而诉求、而悲悯、而同情、而体验的《胡丘陵长诗选》等6部长诗，并从选材、技巧与效果等方面，热情洋溢地开拓着现代史诗创作的格调、境界与范式。 一、以重大题材等为核心的价值导向 与传统史诗题材相比，现代史诗创作在题材选择方面既自由广泛，又充满了极大风险、挑战及难度。诗人不得不面临着这样的提问：什么样的题材值得书写？被诗人青睐的事件是否具有文学史意义？诗人个体是否担当得起历史书记官的职责？在全球化、后现代等境遇中，社会、文化与审美的不断变迁，无疑加速了人们对史诗的期待，但也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胡丘陵迎难而上，力图开启以重大题材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体系建构。 (一)聚焦重大事件。在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中，重大事件层出不穷，伟大人物前赴后继，宏大意义积厚流光，对于诗人们而言，这都是取之不尽、挖之不竭的文学矿藏。处在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他们得到了丰富的考验与成长。作为一个豪情满怀的诗人，胡丘陵也积极地介入其中并参与对时代的建构。 1.将重大事件“有情化”。共和国、“9·11”事件、长征、汶川大地震及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从宏观方面而言，不但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史进程，而且还广泛地改变着世界力量格局，推动国际政治秩序重构并积极地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从微观方面而言，根本地改变着广大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及其命运，显示其强大而不可抗拒，还从心理、价值、观念等层次引发社会全方位的变革。若立足于生命史诗、精神史诗与汉语史诗，①无论是从力度、广度还是深度，重大题材都有着无可比拟的高度优势。诗人无限地将主体自我的情感灌注其中，并壮怀激烈地歌吟、抒发、叙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但通过深度加工增值其义域，入乎其里度量其内核，而且力避概念化、公式化与符号化的技术操作，力图在史诗中复活其生命与温度，唤起其人性与灵魂。 2.将社会热点“在场化”。诗人有着天生的豪迈与雄心，他始终将诗歌牢牢地瞄准社会热点，尤其是社会发展所引发的诸多问题，通过史诗创作或提供精神资源，或表达批判立场、或倡导价值取向，尤其是当代社会面对的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反腐倡廉、住房改革，全球化过程中的战火烽烟、资源枯竭、灾害疫情，以及文化冲突，等等。现代社会物质发达也带来了价值沦落与生命虚无化，各种矛盾内在地推动着诗歌创作急需提升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正面造就人的能力。②诗人既敏锐地意识到了社会热点题材的内在匮乏，又深刻地找到了解决之“道”，如通过共和国建设、汶川大地震、武汉抗疫等各种重大突发事件及其应对，不断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智慧，不断推动不怕牺牲、积极奉献、团结奋斗、八方支援等核心价值建设，不断培养危机处理与风险挑战的能力以及胸襟、胆魄、自信和勇于探索的能力。社会热点题材不但具有典型意义，引领时代潮流，而且还反映着社会的基本面。为此，诗人仿佛找到了诗歌之“门”。 3.将中国关怀“人类化”。面对着恐怖袭击以及“9·11”事件造成的巨大生命灾难，诗人拍案而起，以独特的中国话语、中国价值、中国声音对“9·11”事件积极介入，将其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场域中进行思考、判断和还原。诗人超越国别、民族与文化，既感同身受，又追根溯源，反思灾难发生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因素；既毫不留情地批判施暴者，又对人类未来充满坚定信心；既忧虑于文明困境的增加，又积极指出人类求同存异的相处之道。“时间清理着瓦砾/我用所有的诗句祈祷”，“让地球村的人们/都欢聚在和平的树荫下/共度一回/诗歌的节日”。③总之，诗人以重大事件为基础，以社会热点诉求为主导，以中国关怀为面向，在三维一体的建构中，好风凭借力，及时地站在了艺术的制高点上。 (二)建构“人”的诗学。在诗歌创作中，胡丘陵不断质疑也不断创造着“文学是人学”这个普遍规则，以个体、生命、人性、形象及气质等为主体，积极地建构起了现代史诗的人学体系。 1.个体还原。诗人所表达的人物对象是非常丰富的，既有扭转乾坤、引领时代潮流的伟人与英雄，也有生活在底层平凡的、极不起眼的芸芸大众；既有政治家、知识者与文化人，也有极其普通的战士、快递小哥及其它职业的劳动者。在时光长河中，郝建秀、雷锋、张志新，红卫兵、知识青年、中国女排，以及尚未成年的小伙子、新婚的丈夫与二十二名勇士，等等，④无论是血缘亲戚、志同道合者还是其他身份的，无论是前程辉煌还是命运朴素的，诗人既将他们深刻地嵌入到时代、社会与文化等场域中，呈现他们本然的生活，又超越身份、地位、成就、荣誉及财富等身外之物，直接抵达他们作为个体存在的事实，将人还原到作为人的平均层面，凸显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注重个体作为人的核心权益、价值及其表现，注重人作为个体所经历的日常及其拼搏、奋斗，以及差异化风格、遭遇与存在。从个体层面，诗人看到了他们的平等人格，也洞悉了他们的风雨人生，还原了不同人物的内在真实，并生动地阐释了基于时空坐标系的个体哲学。正如邓艮所说，诗人凭借自己主体的强健，以清醒可贵的历史意识穿行在公共空间；既然历史本身谁也无法返回，那么重建那一个个历史的“瞬间”及其主体则是更切实的接近和可能，这是诗人对这个表面上众声喧哗实际上却普遍失语的时代的馈赠，诚哉斯言。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