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遥研究中，有关田晓霞的评论实在寥寥可数①。不过，有些意见很值得重视。邓万鹏指出，田晓霞受惠于家庭高起点，丝毫不在意自己的门第。她在读中学时就感觉，没一个男生像孙少平那样跟她在广度和深度上交流思想。若干年后，当她以记者身份探访大牙湾煤矿，“实际上她是探访了她的这个‘掏炭的男人’”。孙少平的精神力量所以在读者面前充分呈现，与晓霞这个非凡女子有极大的关系②。丁红梅、王圣认为，“在他们的爱情中，没有世俗的一切，只有相同的志趣，互为钦佩的人格以及最深挚、浪漫的恋情”。他们敏锐地注意到，由于作者太钟爱这两个人物，不忍心拆散他们，更不愿意“破坏晓霞美好的形象”，所以不惜以牺牲她的生命来保全。虽然“晓霞之死”这个作品是败笔，在极不合理中透露出它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她的死，确实“没有情节发展的必然性，只是作者为处理这难以解决的现实矛盾而人为设计的情节”③。 在三位学者看来，没有田晓霞，孙少平“成长的形象”至少是不完整的。而路遥充满矛盾的爱情观，也无法浮出历史地表。由此可以推定，十五本中的后三本“田晓霞日记”，事实上是写给孙少平、路遥看的： ……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甘甜的美酒令人沉醉。爱情对我虽是“初见端倪”，但已使我一洗尘泥……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你有没有决心为他(她)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④ 一、田、孙相识 不知是何原因，路遥作品中出身农村的主人公，初识家庭优渥的知识女性，总愿意矮化自己的情商，变成羞涩而惴惴不安的人。路遥的小说创作，无疑存在着一个将后者过分理想化、浪漫化的问题。 一天，在学校吃黑馍的孙少平，被润叶姐带到她二爸家改善伙食。润叶与哥哥孙少安青梅竹马，相互暗中喜欢，他们又是同村，少平当然愿意跟这位小姐姐去。不多会儿，润叶就用红油漆盘子端出猪肉粉条和很多馒头来。少平马上闷着头大吃起来，“把一大碗猪肉粉条刨了个精光，而且还吞咽了五个馒头”。刚放碗，就感觉肚子饱胀得厉害。这时，路遥才安排田晓霞出场。晓霞是润叶的叔伯妹妹，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的女儿。 润叶介绍身后的田晓霞后，紧张的少平立即起身，还不由得往前迈出两步。晓霞倒大方地问他：你和润生一个班吧。 “嗯……”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般发烧。他首先意识到的是他的一身烂脏衣服。他站在这个又洋又俊、穿戴漂亮的女同学面前，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叫花子到她家门上讨吃来了。⑤ 晓霞为拉近双方距离，给他热情泡茶，还说：“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到我们家来玩。”她长到十七岁，从没回过村里呢。但少平立即觉察到他们之间巨大的阶层距离⑥。路遥执意要找北京知青和城里女子的扭曲爱情观，被他形象地写到孙少平对田晓霞的自卑心理中⑦。然而，在路遥，在浪漫主义作家眼里，阶层悬殊的男女爱情，却是极富人性“诗意”的：“如果这些形象的人的命运不能从艺术上感动我们，它们仍然是非诗意的。”“只有当剧院或交易所涉及人的命运时，当它们对于具体的人的命运表现为不可缺少的具体的媒介时”，它才“在艺术上变得重要起来，变得富有诗意”。显然，路遥是在强调，“一种脱离人、脱离人的命运而独立的‘事物的诗意’，在文学中是没有的”⑧。 心虚且羡慕的孙少平看到，落落大方的田晓霞一点不做作。她操着一口普通话连说带笑，性格开朗，还像男孩那样披着褂子，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虽然润叶热情，晓霞平易，但紧张得不行的少平，还是借故逃走了。 显然在小说中，田晓霞形象之塑造，是通过孙少平的眼睛和感受，与读者合谋完成的。从他们中学一起排戏，再到黄原演出的几天中，晓霞带着少平转了城市几个著名的地方，结识了地区文化馆的老师，以及诗人贾冰。田晓霞在报栏前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习惯，也影响到了孙少平。 1975年某天，她指着一个署名“初澜”的作者对少平说：“这家伙又胡说八道了!”见少平一头雾水的模样，晓霞开导说，你看农民饭都吃不饱，咱们学校整天搞运动不上课，他还在那里说“形势大好”呢!晓霞这种惊人的思想，来自勤于思考，20世纪80年代则全力推进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的父亲田福军。(第179页) 田晓霞又把少平带到了秘密读《参考消息》的新天地。众所周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参考消息》是一家仅供县以上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报纸”。它有一个与当时公开报纸不尽相同的“世界性视角”。这是平常百姓的禁地。这个举动说明，晓霞不仅具有平等的思想，还具有超前性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意识。1976年初，她将一个更具启发性的思想武器——《天安门诗抄》，带到了学校外的一个小山沟边，叫孙少平偷偷传抄。少平颤抖着读出了那首分外大胆的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对少男少女朦胧地意识到，漫长的六七十年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新的、还不知道模样的新时代正朝他们走来。路遥的作品，往往就带有这么鲜明的“年代”印记。在当代作家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有着自觉“年代意识”的史学家。他笔下人物的命运，就被雕刻在这一个个时代的年轮中，例如《人生》的高加林、巧珍，《平凡的世界》的孙少平、孙少安、晓霞、润叶、润生和兰香等，他们都是广大读者所热爱的人物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