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2-0066-07 小说《骆驼祥子》的情节很简单：名叫祥子的小伙子，在十八岁上失去了父母和田产，被迫从乡下来到北平城里做了洋车夫，三起三落之后，“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放弃理想，停止了思想，变成了一具游荡在北平街头，等待着腐烂的行尸走肉，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①。但简单的情节，究竟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却让人莫衷一是。 一、通行的三个“故事” 最通行的，是“丑恶的社会”毁了祥子的理想，把他变成了北平街头行尸走肉的“故事”。这个说法，首先诉诸个人——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感情，将《骆驼祥子》解读为“丑恶的社会”残忍地伤害并最终毁灭了“纯洁的个人”的浪漫主义感伤小说。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通过展示“旧社会”的罪恶与不公，彰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但随着“后革命”时代的来临，这个“故事”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最尖锐、最直接的挑战，来自于“丑，老，厉害，不要脸”②，但却强悍无比的虎妞。事实很明白：祥子的毁灭不是物质，而是精神的。要控诉“旧社会”的话，从我们熟悉的经济压迫入手，讲述一家人如何被逼得走投无路，最终只剩下祥子孤身逃到北平的“前传”，无疑更有力，也更“正确”。小说一直强调的，乃是祥子从乡下带进城里来的理想和精神——用老舍的话说，就是那点“清凉劲儿”的毁灭。经济上，祥子直到最后仍然保持着比一般人要高大的身板，揣着比当初一文不名地来到北平，甚至比第一次丢车之后还要多出不少的钱。相对宽裕的物质条件，反过来把精神上的堕落衬托得格外刺眼。 而毁了祥子那点“清凉劲儿”的，却不是军阀、侦探或者别的什么恶棍，而是一开始就引诱了他的虎妞。不错，军阀士兵、侦探确实抢走了他的财产。但小说并没有因此而转向对“旧社会”的控诉。老舍和祥子较上了劲儿，让本来已经逃脱了虎口的祥子一次又一次回到人和车厂，回到虎妞的掌控之中，非让后者毁了祥子才肯罢休。孙排长等人抢走他刚买的新车，让祥子不得不回到人和车厂，受了虎妞的引诱。这是第一次。孙排长变身为孙侦探抢走他的积蓄，走投无路的祥子再次回到人和车厂，被迫娶了虎妞，是第二次。而最后一次，也就是祥子第三次被迫和自己的车分手，也是为了埋葬虎妞。 不必等到所谓的“三起三落”之后。第六章，也就是小说刚写到四分之一，老舍就宣告了祥子的毁灭。第一次丢了车，走投无路的祥子回到人和车厂，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他没别的地方可去，也就意味着作者没给他安排别的命运。被毁的事实和根源，都写得很清楚：被虎妞引诱之后的祥子，“就是想起抢去他的车，而且几乎要了他的命的那些大兵，也没有像想起她这么可恨可厌!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③强悍无比的虎妞——就像她的名字那样——迫使“丑恶的社会”如何毁灭了“纯洁的个人”的传统“故事”做出让步，把虎妞从令人厌恶的小说形象，变成了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以便继续归罪于“丑恶的社会”。 但这样的让步，显然挡不住虎妞。另一个“故事”于是应运而生。这就是融合了深层心理分析和性别批评理论，把小说解读为纯真无邪的祥子，如何被老奸巨猾的虎妞玩弄于指掌之间，最终遭到毁灭的“故事”。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白色少年”落入“黑色巫婆”的魔掌，最终遭到毁灭的“故事”。从性别批评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女人强奸了男人”的“故事”。 和“丑恶的社会”毁了“纯洁的个人”相比，“女人强奸了男人”的“故事”显然要时尚得多。虎妞与祥子的复杂关系，不止一次提到的祥子对性生活的恐惧，乃至老舍其他作品中的虎妞型人物，皆由此得到了合理而贴切的解释。 但严格说来，这个故事只能算是“丑恶的社会”毁灭了“纯洁的个人”的翻版。唯一的变化，是把“丑恶的社会”换成“黑色巫婆”；把“纯洁的个人”换成“白色少年”；把“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换成了“男阶级”与“女阶级”的对立。除了在推进老舍创作心理分析方面有所贡献之外，这个表面时尚而骨子里老套依旧的“女人强奸了男人”的“故事”，没有给“女阶级”对抗“男阶级”的旧形式带来什么新意。 更重要的是：上述两个“故事”隐含着一个共同的思路，那就是要么归罪于“丑恶的社会”，要么归罪于“黑色巫婆”，而祥子要么是“纯洁的个人”，要么是天真的“白色少年”，不必为自己的毁灭承担丝毫的责任。这一点，显然无法解释作者对祥子的复杂感情。 小说前半部分的确充满了对祥子的偏爱和同情。但随着情节的推进，老舍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厌恶之情越来越浓。到结尾处则彻底转了弯，变成了极度的厌恶。对照第一章和第二十四章关于祥子的身体描写，就不难看出这个根本性的变化。为了应对这个一望而知的疏漏，又出现了应和着结尾处的“个人主义”判词，将小说解读为从文化的角度批判国民性的新“故事”。 这个“故事”的好处，首先是把老舍及其《骆驼祥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剥离出来，放到了以鲁迅为中心的“改造国民性”元叙事里。“改造国民性”当然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和方向并无两样，但却更贴近新文学自身的历史。少讲，甚至不讲阿Q、祥子这样的无产者自身的弱点，忽视作家对他们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产物。“改造国民性”的说法，却把包括祥子在内的所有阶层都纳入了批判的范围，获得了更开阔、更有效的阐释能力。④ 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激活了《骆驼祥子》和老舍其它作品的整体关联，不仅老舍的文学历史位置和特殊贡献得到了准确的安置，小说中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等元素，也由此得到了妥帖的解释。把老舍当作北平市民文化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从“京味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老舍，也因此逐渐取代了此前过于单一的政治革命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