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从鲁大海形象修订说起 1.周萍自杀的手枪是谁给的？ 《雷雨》是中国现代经典剧作，也是受众最多的现代话剧之一，读者和观众对这部剧的熟悉程度非常高，大都自认为对剧情和人物了然于胸。不过，若询问读过这部经典的读者和看过话剧的观众，剧末周萍自杀的手枪是从哪里来的，恐怕答案不尽相同。看过舞台话剧的观众会回答手枪是周朴园给周萍防身用的，阅读剧本(尤其是阅读当下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雷雨》剧本)的读者会回答是鲁大海交给周萍的，而读过不同版本《雷雨》剧本的读者或者读过剧本又看过演出的观众，则会惊讶地发现自己记忆中出现了不同的场面，以至于印象变得驳杂起来：到底手枪是谁给周萍的？剧中究竟有一把手枪还是两把手枪？ 不仅如此，如果继续追问剧中手枪持有者鲁大海的结局，他如何看待上午打了自己一巴掌、晚上又跑到自己家和四凤幽会的周萍？他为何把自己手里的枪还给周萍？他是否出现在第四幕“认亲”的悲剧高潮场景？他对妹妹四凤的了解与情感如何、是否知道四凤已有身孕？他在剧中是如何离场的？这时候恐怕绝大多数普通读者和观众都会含混起来，说法不一。这种情况固然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受众不同理解相关，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就在于《雷雨》的多个版本和舞台话剧关于第四幕的情节与台词本身并不一致。 从诞生之日起，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作者曾经多次修订《雷雨》剧本，其中对鲁大海有关的情节、台词修订之处尤其多，而且很多修订集中在第四幕。不仅如此，作为最忠于原著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舞台话剧《雷雨》，也并没有完全依照任何一个《雷雨》版本。从1979年北京人艺重排《雷雨》至今，人艺各个阶段重排《雷雨》都沿用了1979年的结尾设计，而这个设计中鲁大海的台词和曹禺创作、修订的《雷雨》各版本都有所不同①。曹禺为何对第四幕不断修改，北京人艺为何在处理鲁大海离场的细节上另起炉灶，这些显然联系着对大海这一人物的理解，更联系着如何理解《雷雨》的悲剧性质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从《雷雨》诞生起批评家就争议不断，从1934年原刊到1984年最后修订版各个版本都各有不同。 2.作为“旁观者”或“代言人”的鲁大海 鲁大海并不是《雷雨》的核心人物，甚至不是曹禺塑造成功的人物典型，不过，他却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新人”。如前所述，曹禺在历次修订中对这一人物相关的调整、修改之处非常多，鲁大海与剧中其他人物的对话台词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调整。大海和周家有明暗两重关系，暗线中大海是早年被周朴园遗弃的儿子，但是从明线和戏剧冲突来看，大海来到周家客厅则是一个“闯入者”，他用一双罢工工人代表的率直眼睛审视这个资本家家庭中每一个人。当然，他评判的目光不仅针对周家，同时也会转向自己家中和周家有关联的三位亲人。 与周朴园对峙时，大海怒斥对方作为资本家的过往恶行和破坏罢工的现时阴谋；周冲、周萍各自对大海表现出某种善意和真诚时，他犀利地指出对方身处优裕环境不自知的虚伪和软弱；他瞧不起鲁贵在妻儿面前耍威风、在周家人面前卑贱狡黠的两面人嘴脸；他爱母亲侍萍和妹妹四凤，甚至在早期版本中为了她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原则，但是他同时认为不让自己报仇的母亲太糊涂，觉得妹妹受到周家环境的熏染而开始虚荣。尽管李健吾、周扬等批评者都觉得鲁大海“不近人情”，缺乏思想和精神生活，但是，从《雷雨》原刊到曹禺历次修订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大海部分”可以看到，作家一直在调整大海对待其他剧中人的态度，不断呈现微妙的变化，这说明大海形象塑造问题并不在于性格粗暴、不近人情，而是大海关涉的“人情”过于复杂，使呈现他的思想和精神生活成了一个难题。如上所述，如果重视大海的“闯入者”身份，把大海看作某种程度上的“旁观者”或者作者的“代言人”，代表了审视剧中其他人物的一种目光的话，那么，大海的相关修订正是作者不断调整创作意图的绝佳体现。 大海形象的塑造和修订直接联系着作者意图问题，而对照不同时期作者的创作谈和时代环境来考察历次修订，会发现大海形象塑造的难题本身就包含在创作伊始的作者意图之中，同时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这一难题又伴随着作者修改意图而进一步延展。这里尝试聚焦有关鲁大海的修订，通过版本校勘和文本对读探究《雷雨》的作者意图和悲剧性质问题。 二、版本源流与“还枪”背后的宿命论 1.《雷雨》修订版本源流 从作家修订的角度来考察《雷雨》的版本，可以发现如下九个版本值得重视： A.1934年7月《文学季刊》原刊(简称“1934原刊”) 1934年7月1日，《雷雨》面世，刊载于靳以、巴金编辑的《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 B.1936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刊”单行本(简称“1936初版”) 曹禺对原刊进行修订后，《雷雨》单行本于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1集。从1934年原刊到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曹禺的修改主要集中在扩充并修订人物小传、增加舞台提示、字句的润色与勘误。实际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雷雨》《日出》等曹禺剧作又分为“文学丛刊”和“戏剧集”两个系列不同版式分别出版。“文学丛刊”第7集以前，都是1942年陆蠡在上海主持编印的，版本形态较好，版权页信息也比较完整。国图的目录索引中，已经将这一系列的版本列为“新善本”。因此，这里在“文学丛刊”系列版本和“戏剧集”之间选择了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