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张平既是一位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作家，又是一位有着丰厚生活积淀和多幅创作笔墨的充满创作激情、富有创作才华的作家。文学界习以为常的贴在其创作上的“反腐小说”“主旋律文学”等标签，根本无法概括其不同凡响的文学实绩。自侧面表达反腐主题的长篇《重新生活》于2018年出版之后，张平继续以直面当代中国现实的积极姿态和深刻力度，推出了《生死守护》这部值得关注的现实主义力作。《生死守护》的思想内涵和精神质地进一步拓展了张平思想和美学创造的高度，为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崭新的艺术经验。 一、人民性：新的历史时代的重塑 在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自1949年7月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做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之后，“新的人民的文艺”便成为新中国文艺的统领性主题和经典命题，深刻影响着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审美形式，并在深层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基本思想和美学规范。“人民性”无疑是人民文艺的核心理念和命题，具有强烈的关于民族国家、现代政党的意识形态内涵建构、传播的合法性。“人民性”话语在政治、革命、历史、文化中的绝对文化领导权在进入“新时期”之后，伴随着精英话语、现代化话语和消费文化、后现代话语的兴起，曾经一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在精英话语对激进化历史的反思和批判视野中，“人民性”被视为一种取消“个体”“自由”的压迫性、压抑性和保守性力量，尤其是当它与意识形态话语合谋时，其总体性话语霸权性质更成为精英话语的批判对象；而全球资本逻辑则将“人民”这一曾经的历史主体，巧妙地转化为面目模糊表情暧昧的商业消费文化主体——“大众”这一市场中匿名而无处不在的“神性”存在。“在后现代视野中，总体性话语具有僵化、绝对化、整合、一劳永逸等含义，被认为是一种僵化的、不复活力、停滞不前的观念。”①流动的市场需要分散的、可以被自身塑造、改编和吸收利用的“主体”，被市场和资本逻辑生产出的“大众”，以原子化的个体形式质疑“人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构成了1990年代文学中“个人化”“私人化”“身体”写作潮流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与之相对照的是，“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底层叙事”的兴起和风行，貌似显示了人民性话语的回归，实际上却恰恰彰显了其面临的困境：前者在城乡困境中展示了“人民”及其代言人的灰色与困顿，曾经的道德理想主义丧失了拯救“现实”和“人民”的历史能量；后者在底层苦难的展示中，使“人民”成为一种带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色彩的苦难美学风景和寓言。 进入新世纪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自身时代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强化，中国主体文化自信的生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世界”关系的重审和重构，中国历史包括古代、现代和当代历史的独特个性在全球资本时代的共性中，被凸显出来。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文学经验不再局限于自身，而是具有了世界和人类的意义。对中国历史道路和历史经验的尊重，对新世纪中国现实的关注，意味着当下中国自我认同路径、方式和内涵的重大历史转折。基于此，与“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密切相关的“人民”文艺和人民性话语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并成为不可忽视的思想和美学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崭新历史情境下的人民性言说，作为总体性表意形式，一方面，具有其与历史和传统的延续性，它将历史上的人民性作为自身言说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当下中国的艺术和美学实践，也难以避免地呈现时代性和历史性特征。更须注意的是，文学文本尤其是长篇小说，毕竟是个人化的思想和美学创制，每位作家都会尽力采用自己的方式，建构属己的人民形象。如在近年颇有影响的小说中，梁晓声的《人世间》有着“人民与时代的思辨”，小说“浸润着作者本人对于中国故事的筋脉、中国精神的底质探索——在他看来，基层人民所构成的民间温情是上层意识形态的底气，两者之间互动交融，才建铸起时代稳步前行的根基。”②阿来《云中记》中的“人民”既“关联‘浩大的存在’，传达宏大之音。……是民族、历史、文化和人类诸多层面的交错”。又“汲取人学和个人话语资源，获得了言说的柔韧性、圆活性”。③张平2018年出版的长篇《重新生活》则“在‘国民性新批判’中来思考和建构一种基于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享有生命尊严的社会主义新文化”。④而今年的长篇新作《生死守护》更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人民性内涵，是又一部坚实厚重、情感浓郁、激情澎湃的人民赞歌。 在《生死守护》中，张平对文学与人民、文学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进行了视野宽广、情感深挚的思考，并出之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审美创造。首先，关于文学与“人民”“人民性”，他认为：“‘人民’这两个字，是全世界约定俗成的概念。在文学创作中，不应任意矮化和污名化。”“人民”在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同时，“人民文学”具有以文学形式为人民代言、发声的必要性：“为人民写作，不应该是，也绝不能是一个不被提倡不被期许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更进一步说，“人民”是文学之成为自身的依据和构成自身完整性和本质性的必要和必然因素：“文学创作，如果缺少人民的概念，那文学本身也是缺失的。”其次，关于“人民”与国家、执政党的命脉联系。对于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说，“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这关乎执政党的初心和使命，“让人民当家作主”，“时时刻刻要对人民保持敬畏之心”，“善待每一位国民，才能真正实现对公众的承诺，才是政府公信力最有力的体现”。再次，“人民”的话语形态和内涵。“人民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因此，“现实题材中的人民性写作，必须是接地气的，必须是人民乐于接受和认可的。”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