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另类“老年写作” 中篇小说《笑的风》8万字，完成于2019年夏，原载《人民文学》2019年第12期。该刊卷首语认为这是“一篇显然具有长篇容量的中篇小说”。作者“又用了两个月时间，用了只重于而不是轻于小于夏季原作的力度，增写了近五万字，一次次摆弄捋理了全文”，①于是又有了作家出版社2020年4月推出的《笑的风》长篇版。本文论述主要依据这个长篇版。 小说故事富于传奇色彩，情节跌宕起伏，奇奇怪怪之人之事之言之想联翩而至，令人目不暇接，但主线只有一个，即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傅大成两次婚恋之苦乐啼笑与成败得失。“王蒙老矣，写起爱情故事来仍然出生入死。王蒙衰乎？写起恋爱来有自己的观察体贴。”②《笑的风》的特点，是依次呈现了老中青三个阶段婚恋的不同况味，迥异于常见小说只取某个年龄段作孤立描写。我们不仅有老中青三代作家专门为孩子打造的童话、童书等儿童文学作品，也有一些“少年写作”，更不用说常态的“青春写作”与“中年写作”。目前市场上儿童文学作品大受读者欢迎，媒体也频频炒作一些少年文学天才。“青春写作”似乎已失去昔日荣光，所以喜欢抱团取暖。“中年写作”最为成熟，堪作文坛中坚。③至于老年作家的“老年写作”虽偶有所闻，却总是掀不起大浪。七老八十仍不肯搁笔，这在许多人看来就未免有些多余和多事了。随着社会进入老龄化，“老年写作”倒是大有流行之势。 《笑的风》乃是作家王蒙耄耋之年的倾情之作，属于标准的“老年写作”。王蒙站在老年人的立场，回顾青少年与中年时代，并直面当下的老年生活。这就弥补了20世纪40年代周作人所谓中国文学一大短板，即缺少既为中老年所写又讲到中老年生活，既适合青少年但也(更)适合中老年阅读之书。④ 提到“老年写作”，读者容易想到的，要么是“老当益壮”，比如歌德在83岁完成《浮士德》第二部，列夫·托尔斯泰71岁完成《复活》；要么直接想到特奥多·阿多诺“晚期风格”的说法，即认定文艺史上经典作家的晚期作品往往就是灾难，比如果戈里临终前想烧毁他自己不满意的《死魂灵》第二部，贝多芬的晚期音乐作品备受争议。无论哪种情况，都带有作家在晚年进行一生总结的意味，多半还会发生“衰年变法”“暮年诗赋”，甚至“老手颓唐”的问题，即到了晚年，创作风格大变，并且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老年人才有的迟暮之叹，以及老年作者在艺术上的失控和胡闹。这样说来，《笑的风》作为“老年写作”也很另类。虽然王蒙2013年就写作了“散文诗式的短篇《明年我将衰老》”，⑤但7年后创作《笑的风》的心态依旧是“不知老之将至”，依旧没有“叹老嗟贫”的迟暮之感。读者自然不必将《笑的风》与王蒙盛年之时那些代表作相比，但也看不出明显的“老手颓唐”与“衰年变法”。写《笑的风》的王蒙依然那么挥洒自如。笔者曾经说过，王蒙是“平生文章不萧瑟”。⑥现在恐怕还要加上一句：“平生文章不骞滞”。很难想象王蒙会出现陆机《文赋》所谓“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的那种构思艰难、格格不吐的状况。 唯一的变化大概在于，王蒙这部标准的“老年写作”的长篇小说，竟然很少写到老年作家似乎最应该写的人生总结与超越，却写了许多老年作家最不应该写的男女之间的恩恩怨怨。这显然也是有意为之。当王蒙将2005-2016年陆续发表的12部中短篇小说结集出版时，所取的书名就叫《页页情书》。一贯以“反思作家”著称的王蒙进入“老年写作”之后，为何“秋行春令”，特别关注起婚恋家庭的问题来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且先看看这部小说的文体特征。 二、超文本：小说/非小说/本色小说 倘若仅仅着眼于《笑的风》的主线故事，作者顷刻可以写完，读者也顷刻可以读竟。然而在婚恋主线之旁，小说还牵出傅大成作为20世纪40年代生人代表之一的丰富经历：令人目眩的时来运转、一路凯歌与状态频出、鸡飞蛋打，最终一切归零。作者由此展开了丰富的历史画卷，摄录了1950-2019年这70年来的海量生活信息，也释放了隐含作者化身各种言说主体对这些画面与信息的感受、思考与议论——后者与小说故事的客观叙述平分秋色，打破了小说等于或限于讲故事的常规。 傅大成与前妻白甜美及其一儿一女的原生家庭，傅大成与第二任妻子杜小娟以及杜小娟41年后才得以相见的19岁时非婚生子杜立德的偶合家庭，都始而美满，终于破裂。作者讲述两个家庭的故事既有交集，又分头推进，采用的是其一贯的狂欢体语言，包括精细、准确、贴近、舒缓、冷静客观的写实，也有不断闪回、穿插、跳跃、提速、热烈主观的意识流。感觉与梦境交融，理性与非理性错综，叙事与抒情、议论杂糅，囊括了作者对70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启悟与迷思。 小说还充分调动了傅大成等人物所接触、所琢磨、所把握、所疑惑的各种知识谱系，包括中外古今文史哲艺(古典音乐、绘画、雕塑、民谣、流行歌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宗教信仰的习俗。傅大成等人物与隐含作者对这些知识的引用、谈论、推敲、探究，天女散花般渗入小说叙述各个环节，构成小说与各种知识的全面互文关系。 小说和知识(学术仅其一端)的关系，因2018年末李洱《应物兄》的问世而再度引发文学界热议。其实将广博的知识引入小说，在中国小说遥远的发端期便是如此，因为最初的小说不仅出于“街谈巷议”，也有意补正史之阙，见作者之博识。此后，魏晋志怪、志人和唐传奇则“推波助澜”，宋元明清话本、拟话本小说以及长篇的“讲史”“神魔”“人情”“讽刺”，因为儒释道三教同源与合流，各种知识在小说中的扩散更是“变本加厉”。清代甚至出现了鲁迅所谓专门“以小说见才学”的《镜花缘》之流。现代作家从鲁迅到钱锺书，以才学人小说或者以小说见才学者，比比皆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正如王蒙所谓“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⑦这一小说创作现象才有所消歇。但是，在小说与各种知识谱系之间自由穿行，却很早便是王蒙的自觉追求。《笑的风》不过是一次更大胆的试验，它因此也就突破了作者自己所谓“青春作赋”与“皓首穷经”的先后次序与形式界限，将文学与知识打成一片，形成一种是小说又非小说、非小说又恰恰是本色小说的“文备众体”的超文本。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