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平凡的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并未引起文坛足够关注，却在二三十年后，越来越引起了青年读者(也包括专业评论家)的关注？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文学读者群体的变化。1985年前后，程德培讲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当代小说不是城里人下乡，就是乡下人进城。“城里人下乡”即指知青小说，韩少功、王安忆、阿城、张承志、史铁生等，其作品中的乡村其实只是知识分子考验、历练自己灵魂的背景。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比如史铁生，会关注农民的生活状态，但作品底色还是知青的心态。所谓“乡下人进城”，指的是莫言、贾平凹、路遥等的创作。莫言像沈从文一样美化乡村，批判城市；贾平凹是努力发掘乡土传统当中的善恶；大概只有路遥，真正从字面上来描写“乡下人进城”。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要离开县城回乡时说：“你(指县城)也没有能拍打净我身上的黄土；但我身上也的确烙下了你的印记。可以这样说，我还没有能变成一个纯粹的城里人，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乡巴佬了。”①这段话可以形容路遥的理想读者。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中国在世界上崛起的关键，就是几亿农村人口急速向城市转移，就是“乡下人”(中性概念)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城。史铁生《插队的故事》写过黄土高原农民的生存状态—— 一家人很多小孩，全家都睡在一个破窑洞里，男女婚嫁有很多买卖的习俗，在贫困的土地上唱着浪漫的山歌，做点小生意要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等等。②路遥小说里也有同样的情节，但史铁生是“知青看农民”，同情的是农民的“生存状态”，路遥却是“农民做知青”，理解的是农民的“心态”。 孙少平说：“最叫人痛苦的是，你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但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这是小说(以及时代)的主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代小说的读者群主要是城市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到了21世纪，大量乡村小镇青年已中学毕业，也已进入城市，成为新时代文学读者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乡下人进城”就比“城里人下乡”能够获得更多读者的共鸣。这是《平凡的世界》，还有余华的《活着》等作品近年持续热销并影响青年人三观的一个可能的解释。 当然路遥和余华还是不同，余华是策略调整，路遥是别无选择。 除了文学读者的变化以外，第二个原因是80年代文学强调“新时期”，激烈否定“文革”，但是《平凡的世界》却突出7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生态的微妙延续性。这中间当然有断裂——从革命到改革，但断裂之中又有体制、人事和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偏偏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复杂关系，近年来是中国文学界——恐怕也不只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所以人们突然发现，《平凡的世界》描写的正是“革命”与“改革”的交接期。这个交接期，在其他作品里是一个相对的空档，比较难以诉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芙蓉镇》《古船》等小说都从“文革”直接跳到80年代的反省。路遥的小说，却非常写实非常平静地叙述了“革命”后期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心态，然后一步一步、一天一天描写他们从集体化生产体制走向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详细过程。所以《平凡的世界》记录了20世纪“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平凡的世界》里的三类农民 《平凡的世界》写黄土高原上的双水村，和《创业史》一样，村里的人也可分成三类：一是贫穷农民，二是村干部，三是地主和中农的后代。贫穷农民如孙少安、孙少平一家，父亲孙玉厚老实巴交，辛苦耕作，艰难生活。祖母病在炕上，全家挤一个破窑洞，小妹妹兰香借宿在他人家里。少平在县里读中学，只能吃最差的黑面馍，很为自己的穷困而羞愧，却爱上了地主漂亮的女儿郝红梅。姐姐嫁了一个不务正业的王满银，王满银因为倒卖几块钱的老鼠药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到建设工地“劳教”。总之，孙少安一家代表了勤劳、刻苦、老实的农民，在小说第一部里，他们生活艰辛。 第二类人物是村干部，以大队支部书记田福堂和委员孙玉亭为代表。孙玉亭是孙少安的叔叔，自己穷得叮当响，整天抓阶级斗争，要大家学《水浒》。田福堂从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时期起就是双水村的头号实权人物，对村里情况了如指掌。第一部结尾，田福堂想学陈永贵，炸山筑坝造良田，结果炸了很多窑洞及学校，一事无成。 双水村的第三类农民是地主或中农出身，大都姓金，如俊山、俊文、俊武、俊斌等，实力强，为人低调。田福堂把一队队长孙少安、二队队长金俊武都看作是竞争对手。 对照《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的人物分类，相同之处是，都是贫苦农民、基层干部和富农中农(及后代)三大类，贫苦农民都是正面主角、时代新人(还都“偶然”认识上面领导)。不同之处是，梁生宝要搞合作化，孙少安要承包单干。而且柳青笔下富农中农是反派，路遥小说里集体化村干部才是反面角色。阶级斗争已悄然转化为干群矛盾。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细写“文革”后期的农村生活，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贫富仍有差异，干部仍有好处。田福堂的弟弟田福军在县革委会做事，其哥哥沾光。富裕中农各家光景也还是比赤贫农户好。 第二，“文革”期间，婚姻还是依赖金钱、地位。少安后来找到不要彩礼的媳妇，一是因为他的相貌人品，也和他的队长身份有关。 第三，生产大队之间为了抢水可以互相搞破坏。为了集体利益，犯法也符合村民道德。小说还写王姓、金姓、田姓三族农民械斗。20世纪20年代许杰小说《惨雾》里的械斗情节，居然在“文革”时期依然存在。双水村的家族之争，虽然不如《古船》那么壁垒分明，但也有迹可循。路遥小说显示中国农村的宗族乡俗，在20世纪70年代也没有完全消失。 第四，《平凡的世界》与其他乡土文学的最大不同，不是写贫富差距，不是写乡民械斗，不是写婚恋习俗，而是特别强调农民，尤其是年轻的农民想离开乡村——或者改变乡村，或者逃离乡村。小说既写费孝通《乡土中国》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秩序的崩塌，也写这种乡村秩序的变形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