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20)06-0165-07 郭小东的《中国知青文学史稿》曾将1953年界定为“知青上山下乡的起始之年，亦是中国知青文学的起点”[1]。1953年，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动员知青回乡从事农业劳动的文件；而笔者认为，一个更重要的界标应是1955年7月，毛泽东在一份“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的汇报上郑重其事地写下了按语，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2]。自此，方奠定了指导中国青年知识者到农村去的理论基点，中国知青文学也由是发轫。如此界说并非单纯依据政治学标尺衡度，更多地应是出自文学层面的考察：彼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仅成了党组织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政治号令，且于自觉非自觉间已衍为知青文学发生、发展期创作的核心主题与题材。 有鉴于20世纪50年代萌生期小说的稚拙，一些人物形象大抵仅有高小文化程度，只能称之为“准知青”，故而本文拟将视阈定格于60年代上半期的创作，聚焦刘澍德的《归家》、管桦的《雾》、王汶石的《黑凤》、沙丙德的《彩色的田野》以及黄天明的《边疆晓歌》等“前知青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文本均系“非知青作者写知青生活的文学”①，显然依据的是知青文学的题材维度与宽泛定义。 一、皈依乡土与教育农民两个向度间的失衡 除《边疆晓歌》之外，上述代表作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回乡知青，堪称“一半是乡下人，另一半却是城市人”的知识者。“回乡”之举有望使乡土与农民衍为其皈依的对象与启蒙的客体。然而，“前知青小说”在皈依与启蒙两个向度间每每失衡，缺乏70年代的知青文学在领袖明确强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2]，力图在“接受再教育”与“展宏图”之间葆有的那种主题张力。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的小说也写“再教育”(尽管未曾使用这一名词)，如《彩色的田野》中，不仅写知青毛莲在村支书老闯大爷手把手地帮教下，“秋收时节学会了收割，秋耕时节学会了扶犁”，以此劳动实践弥补知识者仅有书本知识的不足；而且还聆听老闯大爷忆苦思甜，“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感情!”……可惜缺乏亲历者的切身体验，寥寥几笔，未能悉心刻画这一“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过程。时方一年，毛莲便胜过高小毕业未能继续读中学，回乡多年“练成一身作务庄稼的硬工夫”的毛丫，在农活技术方面“成了姑娘里的第一把手了”[3]②。毛莲虽则成长得太快了，毕竟还可归之为“成长中的少女”形象。这是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极好容器，它对“新人”概念自有一种润泽功能。“成长中”意味着尚未由“人”变“神”，尚能保留平凡人生的血肉感，适如其在日记中所自省的“我有知识分子架子呢”!彼一时代《青春之歌》《红豆》等小说中所塑造的“成长中的少女”形象在审美层面上较为成功，盖缘于此。 而管桦的《雾》却略去了主人公雷烟海的成长历程，一味渲染其所身负、表征的现代性知识无所不能的神效。作者如此陈述：雷烟海高中毕业“从学校回到乡村不久，就在众目之下变得显眼了。正如同画廊的灯火亮的时候，先前显得粗糙、黑暗，无意义的一切，忽然带着意外惊人的美在灯光里映出来一样”[4]③。作品于直奔青年知识者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主题的同时，多少渗有几份农村是知识者赢得万众瞩目的荣光的终南捷径这一类的私己性意绪。 王汶石的中篇《黑凤》则选取生产“大跃进”，思想也突飞猛进的“大跃进”年代为背景。许是受“大跃进”时期光阴转，天地迫，只争朝夕风尚的影响，作者未将回乡不久即成为青年突击队长的黑凤的“成人礼”仪式安排在农村，而是不无超前地设置于革命化的学校里：“中学要毕业了，黑凤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革命幻想的姑娘，她立志要为党献身，决心要做个生活在战斗中的女战士。”[5]④ 毛莲、雷烟海、黑凤等一系列知青形象，一个比一个高大。有意思的是，“五四”时期，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知识分子叙事作品“多用误会法”，借此展示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由偏见逐渐达臻“认知”的认识过程[6]21。时至60年代，前知青小说竟也袭用“误会法”，如《彩色的田野》中农村姑娘毛丫一度对知青毛莲的“误读”：长相儿“够文气”，说话也“文绉绉的”，让人“打心里就不舒服”，几经曲折，方认识到“在她那文静单弱的身躯里，却燃烧着一种无比强烈的东西——革命志气!”《归家》更是极写生产队长朱彦对知青菊英的“误会”与隔膜：“他觉得自己和她已经相差太远了，菊英是专家，她的学问修养，她的研究工作，会把她举得又高又远，知识有了距离，道路就会分歧”[7]⑤，妄下两人之间的距离宛如“天上人间”之隔的结论，却未能懂得菊英之所以放弃留城、留校，“归家”之心结。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件小事》等作品好用“误会法”，最终“榨出”的乃是知识分子衣冠“下面藏着的‘小’来”，蕴含着一种自我解剖的清醒；而前知青小说通过“误会法”欲扬先抑，却恰恰相反，诚属以农民视角的误读来反衬知青形象的“高大”，甚至“须仰视才见”，如是未免有失自省、自知之明。 彼一时期作品之所以纷纷塑造知青形象的“高大”，潜在动因有二。其一缘于1962年3月，借年初中央“七千人大会”总结、反省“大跃进”“左倾”思潮的经验教训，调整方针政策的契机，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文化部与剧协也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史称“广州会议”。周恩来到会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批评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导向，重申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然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强调要发挥科学和知识分子的作用，还嘱托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受此早春三月春风鼓荡，前知青小说作者也情不自禁地竞相对知识者形象脱帽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