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来，以“重返80年代”为主题的文学研究已经收获良多。“重返80年代”研究从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语境出发，蓦然发现1980年代与1950-1970年代存在更为复杂的历史关系。而在市场化的1990年代清晰展开之前，确立1980年代与1950-1970年代的“断裂”关系，构成了1980年代政治—历史—文化意识的一部分，这一意识的核心框架是“新时期”与“文革”、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与之相同构的，则是“政治”与“文学”的二元对立。①“重返80年代”由程光炜、李杨、贺桂梅、王尧、黄平等学者持续展开研究，成果丰硕②，这些研究有力地解构了1950-1970年代与1980年代的“断裂”，充分发掘出了“80年代文学”的政治性及其与1950-1970年代的联结、纠葛和冲突。可以说，“重返80年代”的最重要的贡献，是突破了1980年代政治—历史—文化意识，重建了“80年代文学”与1950-1970年代的连续性。然而，迄今为止，“重返80年代”研究所发掘出的所有历史线索仍然处于散布的状态，并没有被综合、提炼到一个有着清晰方向和边界的整体性解释框架之中。我们可以追问，“80年代文学”与“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连续性的基本面到底是什么？这种连续性中所包含的断裂又如何理论性地解释？对这种连续与断裂的历史复杂关系的勘探能否导向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框架？这些问题似乎始终没有得到理论性的澄清。因此，将业已充分发掘出的要素重新综合，建立一种边界清晰、具有整体性的解释框架，③或许构成了“重返80年代”研究能否继续推进的关键问题。 本文将尝试从“新群众运动”的角度整体性地解释“80年代文学”的兴起，并将描述的时段限定在1977年至1984年的改革初期。但本文不拟使用中性化、学科化的“80年代文学”，而是使用作为历史概念的“新时期文学”，以突出“80年代文学”所内含的历史性与政治性。 一、作为“运动”的“新时期文学” 黄平的考证指出，“‘新时期文学’真正有历史性的起源，源自1978年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④。在此要强调的是，“新时期”最初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从政治领域进入文学领域，首先是“新时期总任务”的政治宣传运动的直接结果，而文艺界创造“新时期文艺”和“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则是被动员起来参与这一政治宣传运动的自然产物。 197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一次以“新时期总任务”为标题发表题为《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的社论，发出宣传“新时期总任务”的总动员令： 广泛地、深入地、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当前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工作。……各级党委要像当年宣传抗战、打日本侵略者，宣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那样，把新时期的总任务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动员起来，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各级党委要把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作为一项政治运动来抓。领导干部要带头宣讲新时期的总任务，亲自作动员。要集中一段时间，充分利用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造声势，然后转为经常工作，继续抓紧抓好。 从这一社论可以看出，“新时期总任务”的宣传是被当作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来操作的。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时期总任务”的政治宣传运动：依靠政党的动员结构，调动各行各业、各级各地的干部进行大力宣传，其目的是动员人民群众的认同和参与。果然，此后《人民日报》陆续刊发各地学习“新时期总任务”的新闻，小到连队支部，中到地方省委，大到全国总工会，都被动员起来宣传、学习“新时期总任务”。⑤无疑，“新时期”的概念及其所内含的与“文革”决裂、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断裂意识，之所以能够嵌入党政干部、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和语言中，与这一全国性的政治宣传运动有关。 处在这一全国性的政治宣传运动中，文学界正是被这政治运动所动员起来的一个部门、一条“战线”，接纳、宣传、运用乃至再生产“新时期总任务”的话语成为文学界的一项“政治工作”。1978年5月27日，距离《人民日报》发布总动员令仅仅月余，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举行，中宣部、文化部、《红旗》《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和国家出版局的高层干部纷纷出席，这些单位正是发动这场政治宣传运动的核心单位。可以说，在这场政治宣传运动的背景下，文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提出并将“新时期文艺”的说法写入决议便是很自然的。如果说，文联三届三次会议及“新时期文艺”的提出标志着“新时期文艺”的正式诞生，⑥那么意味着，与“新时期文艺”的概念几乎同时诞生的“新时期文学”，也是作为政治宣传运动的“新时期总任务”的组成部分而被构造出来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返文艺界领导位置的周扬理解“新时期文学”的方式也与之相关。1978年底，在《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这篇讲话中，周扬明确地提出，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的斗争，“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并号召文艺工作者投身其中，⑦这种表述方式显然包含着周扬从“运动”的角度来理解“新时期文学”的意图。197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报告中，周扬又提出将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视为三次连续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认识也已经包含着周扬从思想解放运动的角度来理解“新时期文学”的思路；1979年底，在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周扬延续这一思路，更明确地说道：“从‘五四’到‘四五’，革命文艺历来是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中重要的一翼”，“我们的革命文艺家，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中，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我们的文艺应当深刻反映我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历程，促进和鼓舞这个运动持续深入地发展”。⑧不仅周扬将“新时期文学”视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另一文艺界领导人张光年也同样如此。1984年底，在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张光年在总结初兴的“新时期文学”时，将改革初期的总体性政治进程统称为“思想解放运动”：“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横向地看，遍及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遍及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一场“既广又深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新时期文学”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并且与之内在地互动着：“思想解放运动造成的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的变革，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造成了客观的条件。这种客观条件和上述两种主观条件珠联璧合，便形成了新时期文学的勃兴。在这里，文学史的行程和思想史的行程，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是紧密契合的。”⑨在报告最后，张光年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新时期文学运动”这一概念，来描述“新时期文学全局”，使之与思想解放运动相匹配、相呼应。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