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主持的“批评与阐释”栏目，让我写一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存放了二十多年，迟迟不能动笔的缘由就是觉得自己的学力不够，尚不能达到可以清晰表述的境界。现在又将两个相互关联的论域并置在一起论说，难度就更大了，我只能不揣简陋，勉力为之。 无疑，我们错过了尽兴谈论这个话题的最好时机——1990年代，在面临着批评和阐释有着最好的多元选择的百花时代，我们却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文化批评的建构上，物极必反，到头来就连文化批评本身也被商品文化大潮所淹没。 那个年代有一本书对我的影响极大，那就是1991年去世的对欧美文学批评影响极大的加拿大批评巨星诺思洛普·弗莱的《批评的剖析》。让我首先感到兴奋与震撼的就是弗莱在其《论辩式的前言》中的第一句话：“本书由几篇‘探索性的随笔’组成——‘随笔’(essay)，这个词的本义就是试验性或未得出定论的尝试的意思——这几篇随笔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探索一下关于文学批评的范围、理论、原则和技巧等种种问题。”①二十多年来，这句话时时在我的耳畔萦绕盘桓，我也时常用这种自己心仪的文体来尝试写评论文章和理论文章，显然，本文也是尽力采用“随笔”的方法来漫谈理论问题，以此来区别那种高深的理论鸿著。 说起批评与阐释的关系，我不想从许许多多大辞典和各种各样的专业工具书中去引用“批评”和“阐释”的词条来证明它的学术性和学理性，仅仅就是一部M.A.R.哈比布的皇皇一百多万字的《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就清晰地梳理了从古到今的文学批评史的脉络，毫无疑问，其中就是将批评与阐释(也为“修辞”)作为美学范畴的概念，更不用说在已经出版的几百万字的两卷本《西方文论关键词》，在林林总总的“阐释”“解释”等词条下均是把“批评”的属性涵盖在内的。在这里，我不想做过多的学院派的“掉书袋”工作，只想援引一些不得不引用的他者理论，借他山之石来就教一下当代批评文坛。 从逻辑上来说，批评与阐释并非是种属关系，但是完全用并列关系来看待，似乎也不合适，它们之间既有递进关系，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文关系，我们无法将其区别开来。也许有一种理论可以举证出许许多多的范例来支撑批评与阐释是两个不同的理论范畴，但是，就我的目力所致，批评与阐释是不可分离的一种文体，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新批评”的崛起，把旧式的“古典阐释学”颠覆以后，批评与阐释就更加融为一体了，正如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的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一文中所言：“我这里所说的批评自然是指通过出版物对文学作品所进行的评述和解释。”“一种批评性的言论常常含有对个别作家式作品的‘解释’。”②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批评即阐释，但是它俩是一对孪生兄弟，其内在的联系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 二十世纪是批评理论和批评流派层出不穷、光辉灿烂的岁月，仅“新批评”就雄霸了几十年，何况还有许许多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对批评和阐释做出了无尽的理论阈定，成为我们批评的武器。但是什么才是真正适合于中国文学的批评和阐释，尤其在针对文学文本的时候，我们如何批评才是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批评作为一个中性词，它只是针对文本进行深度的阐释，既可以褒扬，也可以贬斥，但是这个词语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逐渐被转化为对文本批判性(这个批判也非哲学内涵层面的指称)的指责，是脱离文学批评文本阐释轨迹的一种批评形式，这种批评形式的介入，无疑将批评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话语境地。 作为一种思想产品的制造，倘若批评的主体本身就变成了一架被操控的机器，就无法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因此，批评者成了并非因为热爱这项工作而进行“评论工作”，机械操作把批评者的艺术情趣阉割掉了，正如弗莱所说的那样，“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一种艺术，批评显而易见也是一种艺术。……依照这种理论，批评家是一些具有一定艺术趣味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既缺乏创造艺术的能力又缺乏赞助艺术的金钱，因而构成了一个文化经纪人的阶级。……这种把批评家视为寄生虫或不成功的艺术家的观念仍然非常流行，特别是在艺术家中间。批评家没有创造功能，只有生育般地复制功能”。③弗莱虽然不赞成世俗阶层对批评家蔑视的评价，但是这些现象的的确确是发生了，作家站在文学的中心位置，批评家成为阐释意识形态和作家意图的“应声虫”，当然，在大的文化语境中，作家和批评家都要膺服于主流意识形态，在这条从文学创作到文学批评的环链中，批评是处于第三等级状态之下的“附庸”。所以，我们的批评家已经具备了与生俱来的一种批评的“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甘做“寄生鸟”(关于这一点，我在下文还要进一步展开)，如此这般，其批评的文字哪来的“艺术趣味”呢？ 批评究竟是什么？这是萦绕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作家和文学史家头顶上的一片灿烂而混沌的星空，我们既不知晓它的真正内涵与外延，也不清楚它的存在意义，但是，我们的批评话语似乎是最丰富的，我们的批评活动是最活跃的，我们的批评队伍是异常庞大的。然而，能够真正有所建树的批评理论，并得到公认的理论体系却没有，我们虽然引进了大量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这四十年来，大量的批评译著涌进了我们的国门，翻译家的辛劳却没能够唤醒中国批评家对创造批评理论和方法的欲望，不知是批评家的原创能力不足，还是走不出思想的囚笼。总之，我们的批评仍然停留在套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的模式上，却没有能够产生自发性创造批评家的机制，建构起属于本土的批评理论体系。我们生产出来的文学批评文章的数量可谓众多，但是，能够有所理论建树，尤其是有自洽体系的现代批评精神的文章则是寥若晨星。这里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我不能说中国古代文学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就没有使用的价值，而是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阐释运用的都是“拿来主义”的方法和体系，其关键就在于我们消化了多少，改造了多少，在此基础上又重新建构了多少新的理论方法体系和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