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的对美战略 王鸿刚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所所长、研究员。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的分量日益增加，中国战略观念的自主性、战略谋划的周密性以及战略目标的清晰性都上了大台阶，在中美博弈中成为更加自信和积极的角色。这意味着，在美国政府轮替、中国“两个百年”交汇的特殊阶段，当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进行展望时，既要全面分析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战略，更要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对美战略。 要展望未来，先回顾过去。过去几年里，面对美国的战略竞争、极限施压和百般挑衅，中国做法的最典型特征是坚持针锋相对与积极争取并重、贸易纠纷方面，既亮出打则奉陪到底的决心，也拿出谈则大门敞开的诚意；意识形态方面，既以罕有气势回击蓬佩奥等人污蔑，也为避免两国陷入新冷战留出转圜空间；地缘安全方面，既敢于展示自身军力，也要搞好危机预防；外交人文方面，既在关闭领馆、记者签证等问题上对等反制，也利用不同轨道在不同领域保持沟通对话。当美方急于切割脱钩时，中方则想方设法维系交融捆绑。这种混合性、防御性的战略选择，固然是“西强东弱”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但也体现出中国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大国关系倡议的不懈坚持，更体现出中国作为底蕴深厚、前途远大的负责任大国所具有的持重美德和辩证智慧。 应该说，这种博弈战略总体是成功的。在中方运筹之下，特朗普政府表面凶神恶煞，实则制约颇多，缺乏真正管用的手段，也没有多少实质性得分；中国在具体领域承受了压力甚至蒙受损失，但护住了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及国家尊严，社会凝聚力、政权合法性和国际感召力大幅提升；特别在百年变局和新冠疫情叠加冲击之下，两国经济的一荣一衰、政治的一治一乱、形象的一正一反、前景的一明一暗形成强烈反差，世人有目共睹。我们可以确信地说，中国之所以能在气势上不落下风、在节奏上赢得先机，既有疫情冲击带来的偶然性一面，更有中国的规模实力和战略谋划带来的必然性一面。 当然，形势始终是变化的。如今美国放弃了谋求速胜的想法，转而重点夯实国内根基，拉开长期竞争的架势；对华博弈领域从双方短兵相接逐步转向对盟友体系的经营和第三方的争夺。这种新的战略态势要求中国对美战略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实现从短期战略到长期战略的升级、从混合战略到综合战略的升级，以及从以防御为主到攻防兼备的升级。 基于历史上的大国博弈规律和现阶段的中美博弈状况，立足中国当前时空方位和未来发展方向，我们其实可以粗略猜测并勾勒出中国对外和对美战略的基本目标和大致方向。从近期中方一系列学界讨论和政策信号之中，特别是从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我们更能直观感受到中国未来大战略的着力重点和实施路径。其中很多地方都有对美战略的内涵，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对美战略和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路标。 一是战略观念的深刻转变。过去几年中，对百年变局的深刻认识、对美国极限施压的冷静评估，特别是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对各国治理能力的全面测试，促使中国决策层和战略界的思想认识加速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稳定与进取、合作与竞争这四组关系的处理上。关于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可以从对“国内大循环”的高度重视中看出。关于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关系，五中全会明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认识“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这一辩证关系，“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关于维护与进取两种路径的关系，则见诸对“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反复强调。如同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一样，维护与进取之间也是辩证统一的：唯有“六稳”“六保”做到了，才有可能谋划下一步工作；同时，唯有在逆风逆水环境下敢于迎难而上，尽快实现从维护到塑造的升级，才能保持长治久安，建设平安中国。关于合作与竞争两种手段的关系，中国战略界的叙事话语也出现明显转变。在继续坚持过去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外，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卷入百年变局中的大国竞争已不可避免。观念转变通常是战略转变的先导。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中国更重视夯实国内根基、更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更重视积极主动进取、更敢于直面竞争挑战，将是未来两国关系的重要特征。 二是战略优势的充分发挥。五中全会还确认了中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必须“固根基、扬优势”，“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并确保“优势互补”。综合五中全会文件及其他各类文献与讨论，这些优势可概括为四类。首先是制度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重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的最根本竞争”；就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中的后发国家而言，坚持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乃是我们各项事业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其次是规模优势。五中全会强调“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在西方保护主义抬头、外部断链风险增加和疫情严重冲击之下，正是中国的规模优势确保了强劲的发展韧性和社会大局稳定。其三是市场优势。五中全会还强调要“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的庞大内需市场已成为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环境下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毫无疑问，中国未来将更有意识地“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聚世界优质资源而用之，携手各国做大世界经济蛋糕。其四是阶段优势。这也是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身份定位中引申出来的。回顾过去几百年来的大国博弈史可以发现，后发既是劣势也是优势，后发国家往往有更大动力和更广空间实现换道超车和迭代升级。上述这些优势，既是中国谋求更高质量发展所具有的发展优势，也可以被理解为中国运筹大国博弈时所具备的战略优势。 三是战略短板的尽快补齐。相互攻击短板是大国博弈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百年变局和竞争氛围之下，无论是衰落阶段的先发大国还是兴起阶段的后发大国，都存在很多短板；后发大国必须尽快补齐短板，才能争取更大的博弈主动权。面对新形势，中国明确强调必须“补短板、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便体现了这种忧患意识。除五中全会列举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创新能力”“城乡差距”“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领域存在的尚待提升空间外，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现阶段中国至少存在科技、金融、网络、生物等四方面短板。 科技方面，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风险让中国意识到“科技自立自强”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因而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方面作出一系列周密安排。金融方面，美国对华金融制裁不断升级、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权利与义务严重不对称、国际金融体系日趋不稳定以及中国金融体系内部风险的持续存在，都是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必须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网络方面，鉴于物质世界的深度互联、数据存储和流动带来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影响以及美国在网络方面的优势地位，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网络安全。 四是战略布局的循序拓展。也包括四个方面。除加快推进有利于国内大循环的系统性布局外，还有另三个领域的重要布局，即国际经贸布局、大国关系布局和军事威慑布局。国际经贸布局方面，近期最重要成果是RCEP成功签署，其战略意义自不待言；同时中国还表达了加入CPTPP的意愿，也被认为是应对大国博弈的重要一招。此外，“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和国际大循环持续展开，更将为中国赢得更多先机。大国关系方面，中俄关系的走深走实，中欧关系的平稳推进，中日关系的有序转圜，均有助于全球战略稳定。军事威慑布局方面包括反制“台独”的军事斗争准备，以及在海空天等多领域的战略预置等十分丰富的内容。 中国的战略文化一贯崇尚抓总谋远和系统推进。可以谨慎地预见，当前这种战略谋划，不仅可能为进入“第二个百年”的中国运筹长期对美关系提供基本遵循，而且可能成为中国运筹整个对外战略的主轴和核心牵引。中美全面长期战略博弈在所难免，不仅牵一发动全身，而且涉及两国国运；对中国而言，高承压、高风险将是较长时期常态。这些困难是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的。不管怎样，只要我们以众生为念、循历史规律、恪守正道、勇担责任，就一定能化险为夷、化危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