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21)01-0041-74 一、“霸权衰退”、国际关系理论论战与IPE范式的确定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及其理论演进，不仅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国际关系的理论论战和创新相关联。在国际关系理论过去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先后经历过五次理论论战：第一次论战(古典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之争)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第二次论战(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论战(新自由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争)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第四次论战(理性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之争)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第五次论战出现在21世纪初期，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主要表现为“美国学派”内部的争论、“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的论战以及“批判学派”对主流学派的挑战)。①本文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不仅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后四次论战密切相关，而且这些在最近50年里发生的论战还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断创新。 (一)自由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之争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论战的双方是崛起的古典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论战的最终结果是古典现实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的研究，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便是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于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一书。 古典现实主义有如下四个最为基本的假设：第一，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导行为体。国际关系研究应该集中在国家这一研究单位上，非国家因素(例如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是次要因素。第二，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而且只有一个声音。第三，国家是理性的，能够根据自我利益采取行动，国家可以根据其现存的能力达到其特定的目标。第四，国际体系始终处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的冲突会导致战争并可能出现强权政治现象。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安全居于第一位。换句话说，经济和社会事务属于“低级政治”，而军事安全或战略问题则属于“高级政治”。② 国家、权力以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都是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冷战”为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这种状况下，安全问题自然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首要问题。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受到了国际政治现实中一系列事件的挑战，这些事件包括：1951年开始出现的欧洲煤钢联营以及随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后来出现了波折)；1968年开始的美国与日本持续20年的贸易摩擦；1971年发生的“尼克松冲击”和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1973/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采取的集体行动所导致的“石油危机”。这些事件使得霸权国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以及与其相应的国际体系同时都受到了挑战。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在关注安全问题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经济要素和机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首先是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雷蒙德·维农(Raymond Vernon)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相互依赖、霸权以及跨国经济关系进行探讨。受其影响，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等政治学家们也开始关注经济要素以及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四个基本假设发起了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的研究纲领正是在这种挑战中逐步形成的。 首先，对“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导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其关于“跨国公司”的研究，并由此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跨国关系及关联政治学派”，其早期经典性的著作是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和《权力与相互依赖》。跨国关系及关联政治学派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但并不是唯一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诸如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对“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其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的研究，并由此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官僚政治学派”(bureaucratic politics)，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在这方面堪称方向性的文献当推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的《国际关系与国内结构：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③官僚政治学派力图打破国家这个“黑匣子”，把握国家的真正性质以及政策制定的复杂过程，特别是利益集团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官僚政治学派将多元利益集团理论扩展到了政府本身，认为对外政策是政府不同机构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由于权力和利益在不同的领域密集程度不同，所以，任何国家都无法制定连贯一致的对外政策。④这一研究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寻求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联性奠定了方向性的基础。 再次，他们对“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其对“非理性”因素的关注，并由此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了认知心理学派，其标志性的成果是杰维斯(Robert Jervis)于1976年出版的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⑤认知心理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家的决策并不总是理性的，由于心理和认识上的错觉，非理性因素在国家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是经常的和难免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