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门以理论构建为主要导向的学科，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提供了有助于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实践的分析框架，而且是展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基本态势的一个重要窗口。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往往以大论战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比较著名的论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典路径”(classical approach)与“科学路径”(scientific approach)的论战；冷战结束前后发生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的论战。虽然这些论战的具体议题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参与了这几次论战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试图通过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属性及国际关系理论的本质进行讨论，探明研究国际关系的合适路径，进而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方向。① 在现代国际关系学科史上，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英国学派”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和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教授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之间的“第二次论战”(“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论战)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这场论战在当时进行得不够彻底，以及论战双方使用一系列关键性概念时存在明显歧义，学界对“第二次论战”的认知存在许多误解。②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回到“第二次论战”的原始文本，对论战的核心问题加以说明，并通过对既往研究的梳理，澄清论战的本质。确切地说，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的“第二次论战”真正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理论的构建路径，“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代表了两种对国际关系实践进行理论化概括的方式。虽然卡普兰是论战的直接参与者，但是“科学路径”的理论观直到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出版《国际政治理论》后才得到系统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沃尔兹才是与布尔在同一层级上就理论化路径问题进行对话的学者。 对“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代表人物重要文本的研究将揭示出两种路径所体现的理论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含义是什么？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如何影响了理论的形态？构建理论依赖何种思维方法？理论服务于怎样的目的？按照“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和地位，无法相互替代；而“科学路径”在构建理论的过程中，将历史上那些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思想作为其构建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来源，离不开对“经典路径”思维工具的运用。20世纪70年代后，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逐渐占据了非常明显的优势，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第二次论战”，有助于破除那种将实证科学标准作为衡量理论合理性的唯一标准的理念，从而正视“经典路径”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意义。 一、“第二次论战”的本质 在现代国际关系学科史上，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论战”是在“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两者间展开的，这场争论的核心是究竟采取哪一种路径才能够构建出更好的国际关系理论。③由于这场争论当时进行得很不彻底且双方在一些关键性概念上存在明显歧义，国际关系学界迄今对这场论战的认识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国内学界的主要问题在于将论战简单化，将这场争论简单地归结为历史研究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争论；国际学界的主要问题则在于将这场论战哲学化，重点关注这两种路径的认识论基础，但却忽略了导致这场论战的实质性问题。“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争论，是对国际关系实践进行理论化概括的路径之争，赫德利·布尔和肯尼斯·沃尔兹的理论观是“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立场的最典型的代表。④ 拥有独立理论是一个学科进入成熟状态的主要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关系研究者的独立意识和学科自觉的不断增强，许多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尤其是英语国家的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理论构建的领域，希望通过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及不断进步来增强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地位。⑤在此背景下，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中形成了两种日渐分明的构建理论的途径：一种是“经典路径”，这派学者力图按照传统思想史研究的方式来构建国际关系理论，其具体理论形态主要表现为一种有关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哲理性思想；另一种是“科学路径”，这派学者不满足于传统的理论构建方式，而是试图将(科学)实证主义者倡导的那种已经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取得巨大成功的构建(自然科学)理论的路径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以期最终构建出一种能够揭示国际关系领域普遍规律的理论。⑥ 基于对科学主义的坚定信仰、美国在战后世界的领导地位及学界与政界密切互动的制度条件，美国学界率先出现了一批主张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从事政策研究和理论构建的学者，“科学路径”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主导性的理论化路径。⑦相对美国而言，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政治、文化和制度的环境上有很强的独立性，“科学路径”在战后英国学界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这也使那种坚持以“经典路径”来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传统在英国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英国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⑧随着“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之间的分野日趋明显，两种路径间最终发生正面交锋：1966年，布尔以《国际关系理论：为经典路径辩护》一文率先提出对“科学路径”的批判，卡普兰随后以《新的大辩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主义与科学主义》一文进行回应，这场交锋后来被称为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的“第二次论战”。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