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0)05-0035-12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20.05.004 在其《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以下简称《宗教》)中，康德认为，具有根本恶的人如果要发生心灵的转变，改恶向善，他既需要进行道德自律，又需要上帝的恩典的援助，上帝以基督的形象作用来表现对人类的称义恩典。对心灵转变问题的解决，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上帝的恩典。对于上帝的恩典的立场，在基督教传统中就存在理性的佩拉纠主义与神秘的奥古斯丁主义之争。当代康德学者则集中于探讨基督的形象作用(Christic imagery)，要么形成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或超理性主义)的对立，要么采取一种折衷主义的态度。 一、对基督的形象作用的解读：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目前，康德学者主张，在面对根本恶时，《宗教》第二编运用基督的形象作用来帮助人类重建心灵转变的希望。对于基督的形象作用，站在理性主义视角进行解读的有：Reardon和Hare的“作为翻译的宗教”(Religion-as-Translation)模式；Firestone和Jacobs的“康德的原型神学”(Kant's prototypical theology)模式。采取非理性主义的有：Ward和Palmquist的“作为象征的宗教”(Religion-as-Symbol)模式；Michalson和McCarthy主张基督的形象作用是非批判的(uncritical)，Dennis Vanden Auweele将人类对恩典即对基督的形象作用的接受视为一种伦理体操(ethical gymnastics)。Peter Byrne对恩典之授予者的不同意义的解读则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综合起来。 Reardon和Hare的“作为翻译的宗教”的解读模式。在Reardon看来，康德对拟人化的道德理想的运用，构成对基督的理性效用。“康德求助于道成肉身理论，它仅仅表达人类所能理解的、有其全部完善性的道德理想。”所以，得到救赎的唯一方式就是对道成肉身的圣子之实践信仰，借助这个信仰，“他使自己拥有某种禀赋，而道成肉身就是这种禀赋的理想榜样”[1](112)。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基督作为一个神圣完善性和人性的统一，提供了一个我们应该模仿的道德理想之形象。顺着Reardon的思路，Hare把第二编的整个三一神学翻译成理性的语言。在Hare看来，在这种翻译中，基督被理解为在其全部道德完善性中的人性；上帝圣灵被翻译为向善禀赋，被视为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保惠师”，并且通过我们的作为它的结果的行动在我们之中向我们提供它存在的保证；上帝圣父被翻译成神圣性的理念[2]。在Reardon和Hare的这种理解下，三位一体被理性主义揭下传统的神秘面纱①。 Firestone和Jacobs则将基督的形象作用置于“康德的原型神学”下来理解。Firestone和Jacobs既反对“作为翻译的宗教”的解读，也反对“作为象征的宗教”的论证。尽管如此，他们主张，康德并没有背离自己的虔诚派的基督教根源，第二编只是贯彻了第一编的理性宗教立场。虽然康德引进了《圣经》的语言，但他这是用原型“来构建柏拉图观念论的一种先验的严苛形式，这种形式根植于实践理性之中”[3]。 非理性主义的解读也强调基督的形象作用对于人类的心灵转变之作用，比如Ward和Palmquist采取“作为象征的宗教”的解读模式。Ward指出，耶稣是康德用来激励道德行动的历史性的宗教象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康德认为耶稣实际上是人类的道德原型，因为这个象征可以从任何历史信仰中提取出来。只有当康德选择基督教作为其象征神学的载体时，道德理想才具有基督论的性质。同样，尽管魔鬼、天堂和地狱、圣灵等具有各自的象征意义，“但这些理念‘存在于我们的道德一立法理性中’；它们的经验实例，如果有的话，在道德上是毫无价值的。无论耶稣是否存在都是无关紧要的”[4]。同样，Palmquist也主张，康德用一整节的篇幅来叙述福音故事，其目的“是为了确认它是否适合作为真正宗教的象征性载体”[5]。耶稣这个象征具有道德实践上的作用，但它不需要基督教的承诺，也无需告诉我们康德关于耶稣的个人信仰。康德“肯定了真正的宗教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通过断言一个被理解为人类完善性之活生生的象征的神—人(God-man)来获得，它确实生活在人类历史中的特定时间、特定地点”[6]。 Michalson和McCarthy主张，由于康德批判哲学资源的不足，基督的形象作用是康德对启示资源的非批判的依赖(Kant's uncritical dependence upon revelatory resources)②，这就将基督的形象作用划归批判哲学的理性主义之对立面即非理性主义上。Michalson认为，在穷尽批判哲学的资源之后，康德又回到自己的虔诚派的教育中，因为“对于康德来说，基督的权威与他一度称之为‘打破’控制理性存在者之根本恶的‘力量’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内在联系”[7]。尽管拿撒勒的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但他对于克服人类的根本恶是必要条件，也是我们的道德重生之希望。与之类似，McCarthy认为康德对根本恶的解决是启蒙主义与基督教神学尴尬结合的结果。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讨论道德重生的具体例子中，康德对此(根本恶强加的严重理智限制)的回应是引用《圣经》”[8]。结果，与Ward和Palmquist相反，康德关于基督形象的论述被Michalson和McCarthy认为反映了其基督教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