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 赵汀阳新近发表《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从其学思旨趣与方向出发，对当代中国哲学界“三驾马车”中的传统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处境和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西哲学在未来携手共同创制一种“新概念的哲学”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先谈“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中国哲学”，后论“中国化的西方哲学”，这无异于将西方哲学推上前台，凸显了汉语西方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性。在下面的篇幅中，我将在《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所开启的思考方向上，对中国化的西方哲学研究的现状、问题和未来做一些思考，以之作为对赵汀阳文章的响应。 一、绕不过去的西方哲学 如果说，西方哲学在引入中国的初始阶段尚有“中体西用”还是“西体西用”之争的余音，那么，今天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已成一个无可回避的坚硬现实。“今天世界的主要建构，从物质到制度，从技术到艺术，都来自西方，就是说，世界是一个西化的事实，西方造成的问题变成了世界的共同问题，所以无法回避或拒绝西方哲学，在当代条件下，回避西方哲学等于回避现实。”(赵汀阳，2020年，第14页)根据赵汀阳的分析，当代中国哲学无法回避西方哲学首先表现为，传统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和发展是在西方哲学引入之后才出现的，且现有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哲学史均参照西方哲学的分类标准书写。其次是“西学东渐”百余年来，素以兼收并蓄能力著称、且有跨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未能像对待佛教那样化解西方哲学，说明中国思想遇到了比自身强大的“他者”，虽有思想空间接纳这个“他者”，但在整体上却形成了中西对峙、各行其道的格局。 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事业前程似锦。人非全知全能，很难逃脱认知上的“洞穴假相”，认知的倾向、爱好甚至偏见都在所难免。涉及中西思想文化差异和价值排序的时候，又多出了一层民族情感，再因中西百余年来国力差距等非哲学因素的存在，使得中西哲学的差异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从传统中国哲学这一面来讲，中国思想以人类轴心时代为原点，源远流长，具有本原性特征，这一无可反驳的事实原本令人自豪。只是在作为学科体系的西方哲学引入中国之前，中国思想都是用经学方法在文本解释的圆圈中打转，寻求有限度的突破。只有在西方哲学的参考系之下，传统经学才得以变身为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对中国思想的唤醒和提升作用。问题是，一旦从西方哲学的分类法反观中国传统思想，黑格尔式的批评就有了涌现的契机，传统中国哲学自身的弱点暴露无遗，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排序问题较难回避。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传统中国哲学因其强调“人生论”而被认为不够“形而上”，但叶秀山在《哲学的希望》中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传统中国哲学恰恰过于“形而上”了，以至于它不能真正地与meta-physics相对应，因为meta-physics是从“物理学”中“超越”出来的，而传统中国思想缺少的正是“物理学”即“知识论”，因而它没有走如古希腊哲学那样的从“自然”到“人文”的道路，而是从一开始即走在从“人文”到“自然”的“本体论”思维的道路上。早熟的“本体论—存在论”因未经“知识论—概念论”的“熏习”或“范导”，从而只能是一种“朴素”的或“经验体悟”的本体论，(参见叶秀山，2019年，第293页)它不是科学，而只能是“天学”；而“天学”若长期得不到科学的滋养，也会日渐空洞，终成独断。 赵汀阳在中西思想差异的问题上也发表了见解，指出西方思想空间至少比中国思想空间多出了逻辑学、知识论和怀疑论三个维度，而且还有现代出现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以及与社会科学混成的“新坐标”。(参见赵汀阳，2020年)有中国特色的思想门类是“人生(修养)论”，只是如赵汀阳所说，它未见高明，只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宗教的功能。“人生论”的持续强劲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分析哲学在中国接受不畅，甚至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哲学思想建设方面我们并没有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在“无关痛痒”的技术引进方面，“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是适用的，但与陌生的、异质的思想文化碰撞则不然。根据伽达默尔，进入异域文化就是一场冒险，而我们“只有在熟悉而普遍的理解的支持下，进入异己世界的冒险才成为可能，我们才能从异己世界中有所揭示，扩大并丰富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Gadamer，p.15)换言之，在两种异质文化初次接触碰撞的时候，我们都是从自己所处的“洞穴”出发看待外界，甚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偏见，对此只能假以时日，让不同思想文化之间不断磨合、融合、共同创造。倘若真做到了“缺什么补什么”，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就有可能向同质化方向发展，并且最终导致人类精神世界的趋同，那样的结果用赵汀阳的话说“暗含着无聊化”。果若如此，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因其“改写”而必然产生的“意义分叉”就会有新的意义，即它不仅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建构”，而且还有可能成为避免精神趋同性发生的救命稻草。 总之，若从西方哲学的标尺来衡量传统中国哲学，中西差异以及传统中国哲学的弊端就会一览无余，西方思想参照系的存在打破了传统中国思想的自足性，此举易招来国粹派的不满。对于真正自信的人来说，不管与西方哲学的思想空间相比中国哲学有哪些欠缺，中国哲学在人类轴心时代的位置都是不可否认的，我们要做的只是，摒弃固步自封的保守态度，去思考如何在当代世界的视野下激活古代的思想资源，如何与已经纳入中国思想版图的西方哲学联合创制一种“新哲学”，而非面对无可更改的事实空自嗟叹。 从西方哲学这一方面来说，至少在21世纪之前，中国对西方哲学的接受都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完成的。赵汀阳指出，西方哲学有两次“批量”进入中国，一次是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过赵汀阳又认为进入2000年后我们几乎与西方思想同步，所以第二次“批量”引进的时间下限或许定在20世纪末更为恰当。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奇观”，因为两次“批量”引进导致“西方长时间积累的思想同时到达中国”，且对中国同时具有“当代性”和“取经价值”。这个说法听上去有趣，值得进一步分析。“奇观”的说法之妙不仅在于它描绘了在较为集中的时间段内，不同时间、不同流派的思想同时涌入的壮观景象，更在于众多原本历时性的思想能够同时被接纳进中国的思想空间，哪怕只是暂时的存放，都说明了中国思想空间的巨大包容力，也预示着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思想的土壤中生长出“意义续篇”、并进而创造出一种“新哲学”的可能性。如果说“奇观”只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思想文化涌入中国的现象的形象描绘，那么“当代性”就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哲学概念了。“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指示着，思想能够跨越古今中外的时空隔阂，把过去和未来召唤于现在，从而“使现时充满历史性和可能性，使过去的线索在重访中复活，迫使未来应答复活的问题”(赵汀阳，2017年，第37页)，“当代性”是创造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不仅如此，倘若我们结合前述的“奇观”现象，那么“当代性”还是使跨文化沟通成为可能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