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领导地位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①这在历史生成的角度上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内涵、实践基础与制度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制度，其最大制度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近代中国社会日渐碎片化为一盘散沙的背景下，基于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的历史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团结和民主凝聚起中华民族历史伟力，确立了自身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历史发展的结果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实现了历史合力的最广泛凝聚，才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最终胜利，而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由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是中国独特历史逻辑和中国人民时代选择相互作用的制度成果。这也就决定了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但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以及以西方政党理论来评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迷思和偏见的流传，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消解了人们应有的制度自信。所以有必要以新型政党制度的最大制度优势生成的必然性逻辑来破除当下的迷思和偏见，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制度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课题已经引起了中国学术界高度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周淑真认为多党合作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反过来又是多党合作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②王韶兴以中国现代化为视角深入探究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兴起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实践基点以及独特价值，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实践主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③杨德山将新型政党制度分别同欧美国家政党制度、苏联政党制度以及近代中国旧政党制度进行比较，深入分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实践和制度上的“新”的内涵意蕴。④高立伟从政党政治的价值追求、民主政治和制度效能三大命题论述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价值，强调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政治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⑤龚少情通过中西政党制度比较的方法，以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比较内容，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对西方政党制度的双重超越，丰富了世界政党制度的类型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见，当前学术界，或在各个层面进行制度比较论述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性与制度优势，或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过程进行历时性宏大叙事等。这些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行的深入探讨，具有很强的启发性。这些研究大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构建中的领导地位及作用，也都涉及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制度和实践等方面的独特性与优势。本文尝试以共时性叙事手法，探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宏观历史条件规制下，同其他微观政治主体在理论、实践和制度三个层面展开互动并取得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以此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必然性逻辑，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是多元主体在理论、实践和制度上历时性积累和共时性协同发展的结果。这有利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理论和实践意蕴，破除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学术界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迷思，更加自信自觉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二、理论逻辑：从各种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换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西方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在中国都试验失败之后，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展以及中国化进程的深化，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影响和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史生成的思想因素。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塑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理论意蕴。这在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领导地位历史生成的理论逻辑。

      (一)各种主义的失败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日益沦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由此开启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征程。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制度体系等不断崩坏，再也不能为中国人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供有效指导的历史条件下，西方的各种主义和思潮便成了先进的中国人用以寻求救亡图存的选择方案，而当各种主义都实验失败之后，马克思主义便凸显出来并日益扩大自己的影响。

      先进的中国人在他者认识的刺激下，实现了自我认识的深刻觉醒，认识到正因为中国人“无合群之德”，才导致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无力实现自我更新和发展。基于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启了中国政党政治的探索进程。资产阶级改良派效英法日的君主立宪制，进行了简单而短暂的政党制度探索和尝试，在“君子不党”的政治信条和保守政治势力的禁锢和打击下旋即宣告失败。辛亥革命之后，三民主义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纲领和理论，成为各阶级、各团体救亡图存，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旗帜，政党政治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路径成为社会共识。但由于当时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不够深入，简单地将组建政党以及政党数量的多寡作为评价社会民主和文明程度的标准，所以，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各团体等都基于自身所推崇的主义或理论纷纷组建政党。在民国初年形成了多党林立的局面，表面上营造出民主政治的形式和氛围，而实质上“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反而成为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⑦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随着宋教仁遇刺、国会解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流亡海外，西方自由主义的多党制、议会制在中国的试验宣告失败。这些历史实践是各种主义试验及失败的典型例证，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