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在传统上属于经济学的地盘，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们凭借其专业技能主导了税收议题。①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极富政治意蕴的税收问题一直囿于其经济属性和技术属性而未能进入政治学的视野。税收研究的这种技术化取向压倒了历史取向和制度取向，割裂了税收与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强调“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这一表述明显不同于过往的提法——“财税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冲破了传统的经济学思维而凸显了鲜明的政治学意蕴。这不仅明确了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给我们的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尝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税制改革为主线，聚焦税收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与意义，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财政逻辑。 税收与现代国家的兴起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 North)曾指出，回顾历史就是将过往的人类生存状况构想成一个连贯的故事，“这一构想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我们不是要再造过去；我们建构的是关于过去的故事”。④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指引：我们将从税收的角度重构一段现代国家兴起的故事，以期为后文分析税收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奠定一方理论基石。 (一)共容利益：从流寇到坐寇的奥秘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起源于西欧。在漫长的中世纪过后，西欧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农业文明有着本质区别的现代文明，“从而开始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进程”⑤。西欧何以会走向现代化，学术界对此的回答可谓见仁见智。⑥本文认为：税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是现代国家形成的直接动因。⑦ 虽然同在西欧，但英国、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等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路径也不尽相同，有的长盛不衰，有的短暂繁荣。英国自18世纪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以来，至今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在经历短暂的强盛后走向衰落；法国、德国等则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一波三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在税法专家亚当斯(Charles Adams)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税收治理方式，“英国从17世纪的一个中等水平的欧洲国家，崛起成为18-20世纪的超级强国，秘诀就在于良好的税收管理”。⑧荷兰则相反，由于税负过重导致商业和贸易萧条而进入急剧衰退时期。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西班牙和法国：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榨取税收、挥霍无度，直至债台高筑，在六次大规模税收起义的打击下，曾经强盛的西班牙帝国迅速走向衰落；法国的波旁王朝也因财政危机而崩溃。一言以蔽之，税制合理则国家兴，税制失当则国家衰。如何区分税制的合理与失当呢？不同的税制何以导致不同国家不同程度的兴衰呢？ 奥尔森(Mancur Olson)的“流寇—坐寇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答上述疑问。所谓流寇，通俗地讲，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窜作案的匪帮；所谓坐寇，则是占山为王、长久统治某片区域的匪帮。奥尔森的基本观点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体现在从流寇逐渐演化为坐寇的进程中。⑨ 奥尔森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他在审视人类发展史后发现，当掠夺比生产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源时，掠夺行为就会普遍存在，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就会萎缩，社会的整体匮乏就会加剧。反之，只要生产性活动受到保护和激励，社会就会欣欣向荣。奥尔森由此判断，从掠夺到生产，从流寇到坐寇，从衰败到繁荣，其奥秘就源于“共容利益”。 奥尔森把“共容利益”的作用机制称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从而与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相对应；共容利益则与狭隘利益相对应。共容利益通常与坐寇联系在一起：坐寇会将自身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联系在一起，社会整体利益越大，自身获益也越大。狭隘利益则与流寇联系在一起：流寇不会顾及社会整体利益，只考虑自身利益。利瓦伊(Margaret Levi)的研究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结论。她假定统治者都是掠夺性的岁入最大化者，但其掠夺性行为会受到贴现率——统治者相较于眼前而对未来的重视程度——的影响。⑩流寇的贴现率高，因而对未来不甚关心，更专注于对现实岁入的提取；坐寇的贴现率低，更着眼于长远利益的考量。 流寇竭泽而渔，其掠夺性行为会使社会的整体利益不断下降，其能掠夺到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少，加之不同的流寇群体之间也会有竞争，形成一种类似于公地悲剧的效应，长此以往，流寇们将无从掠夺。坐寇放水养鱼，水放得越多，鱼也越多，坐寇能获取的鱼也随之增多。从现代国家的角度看，“水”就是“坐寇”为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鱼”就是“坐寇”收取的以税收为主的财政资源。奥尔森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就表现在变成国家的坐寇将自身利益与社会繁荣关联起来，能够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适可而止，甚至可能牺牲自我利益以赢得整体社会的发展。(11)不同的坐寇之间也会有竞争，流寇也可能威胁到坐寇的利益。为了更长久的统治，这些暴力拥有者都不愿意自称为匪帮；相反，他们总给自己加上各种冠冕堂皇的名号，以表明权力来源的正当性。用韦伯(Max Weber)的话说，“任何统治者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全社会)对其‘合法性’的信仰”。(12) 将韦伯所说的政府的“合法性”诉求与奥尔森所说的“共容利益”相结合，不仅可以合理地解释坐寇在榨取尽可能多的净剩余时提供公共服务的动机，也可以解释人们何以情愿接受坐寇的统治和掠夺。韦伯解释说：“任何一种真正的统治关系都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最低限度的服从愿望，即从服从中获取(外在的和内在的)利益。”(13)当流寇肆虐横行时，百姓难以休养生息，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从作为坐寇的国家那里购买保护，因为“一个能可靠地提供保护的国王——即使是一个暴君——也远比盛行的无政府状态可取。尽管在暴君统治下，现有的所有权的安全仍是脆弱的，但还远不及无政府状态下那样脆弱”。(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