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时代内涵与实现路径

      2020年4月份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十四五”时期如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系统阐述，明确提出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的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所作出的主动选择，是新发展阶段推进高质量发展、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事关“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战略、发展路径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时代内涵。

      一、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新发展格局正是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顺应大国发展的经济规律和我国发展的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在统筹国内与国外、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重要战略举措。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会经历不同阶段，而那些成功地实现阶段性跨越的经济体通常会伴随着明显的结构性变迁和动力转换：(1)绝大多数经济体曾长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它更多地属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生存型经济，在产业结构上以第一产业为主，在需求结构上以消费为主，经济活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整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马尔萨斯陷阱”；(2)正如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指出的，“世界上从未存在过而且也决不能存在完全没有制造业的大国”③，大国突破“马尔萨斯陷阱”、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通常需要经历某种工业化进程，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第二产业的崛起，在需求结构上表现为投资的增加以及消费比例的相对下降；(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那些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往往经历了显著的消费升级过程，特别是从生存型消费转向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积累的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并通过消费升级带动要素升级、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第三产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的兴起，在需求结构上表现为消费比例的提高。

      

      图1 不同收入组别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最终消费率(消费/GDP)变动：1978-2018年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而成，感谢史琳琰博士在数据整理和制图方面提供的帮助。

      图1是按世界银行分类标准划分的不同收入组别的经济发展(人均GDP)与消费比例(消费/GDP)之间的关系，至少部分地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种阶段性跨越和结构性转换，其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但绝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正如李斯特(1837年)在论及工业化进程时所指出的，“对各种制造业起源的研究表明，工业的发展常常可能是由于机遇。可能正是机遇引导着某些人到某一特定的地方去促进曾经是弱小而微不足道的某一工业的发展——就如同偶然被风吹落的种子可能有时会长成参天大树一样。但是，工业的发展是一个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过程，不该把一个国家通过法律和制度所实现的成就纯粹归之于机遇”④。至少就大国经济而言，如果说工业化是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步入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那么消费升级推动下的要素升级、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则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它们都需要与之适应的制度性框架和相对特定的国内外条件和环境。历史地看，那些成功实现上述阶段性跨越的经济体，尽管具体路径各有不同，但往往表现出了如下共性：其一，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工业化进程，往往有赖于一定的保护政策或“隔离”措施，以减弱先进工业国的竞争压力并形成某种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性框架；其二，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有赖于更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国际资本与国际技术；其三，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提高和技术水平逼近国际前沿，以消费升级推动要素升级和产业升级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它通常意味着依托国内循环的结构性升级并通过内循环的升级推动外循环的升级，进而步入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⑤我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成功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不仅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结构性跨越，而且是我们深入理解《建议》系统阐述的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基础，有必要予以简要回顾和梳理。概略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⑥，我国发展有赖于大规模地推进工业化进程。1956-1978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我国在特定的国内条件(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和国际环境(两大阵营相对抗的冷战格局)下，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时期。在此期间，我国主要借鉴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形成了某种有助于推进强制性积累和超高投资率的制度性框架，其核心逻辑是在维持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整合各种资源、尽快地推进工业化，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配合这一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冷战格局的国际环境下，一方面，我们难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和国际技术，不得不集中相对有限的资源用于工业化进程，居民消费和社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另一方面，我们更多地借鉴了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经验，主要运用计划经济手段和集中行政体制推进工业化进程，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扭曲，第二产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第一、三产业的不平衡发展为代价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时期和工业化进程的艰难起步阶段，尽管期间我们也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体上使得我国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由一个拥有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落后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国家，并初步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