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与“建设”两词，虽说自古就有与现在通常义项略同的用法，如“破坏”，在“摧毁”“破除”意义上，汉代《史记·匈奴列传》中即有匈奴“行破坏”、宋朝沈作喆《寓简》卷一中就有“破坏成法”之说；而“建设”，在“建立”“陈设布置”意义上，始成于先秦的《墨子·尚同中》里即有“建设国都”、《礼记·祭义》中则有“建设朝事”之用(参见《汉语大辞典》，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7年版，中卷第4508页；上卷第1123页)。但是，这两词起码到晚清，在对应性使用上少有，是到资产阶级革命发端之后，才呈渐多迹象，而至民国初年，则愈形发展甚至成为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对此简作述论，所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一 辛亥之前“破坏与建设”舆论的初兴 兴中会成立是资产阶级革命滥觞的标志。《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揭示，该会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檀香山兴中会同盟书》(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此中虽无“革命”与“建设”字眼，但显然包含着“破”“立”之义。其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阐发的革命理论，实际即以革命统领下的“破”“立”为中心展开。并且，不乏有直接而典型的关于“破坏与建设”的论说。 邹容在1903年所作《革命军》中，明确作有专门论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狙，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增祸乱；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力，为国民增幸福。”(邹容：《革命军》第三章《革命之教育》，周勇主编：《邹容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这是将“文明之革命”与“野蛮之革命”严格区分开来，以对应其所行的“破坏”有无“建设”和对国民的悬殊利害，宣明他们所行革命，乃“文明之革命”。随后又进而论说：“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必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虽然，欲行破坏必先有以建设之。”(邹容：《革命军》第三章《革命之教育》，周勇主编：《邹容集》，第115页)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竭力呼号的《革命军》，问世后深受欢迎，销量达百万册之多，成为鼓吹革命的响亮号角。而其中的“破坏与建设”，则成为当时对此问题要言不烦的典型论说，阐明其所行“破坏与建设”两者紧相关联、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是《革命军》中也是当时革命言论中相对具有理论深度的环节之一。 由江苏留日学生同乡会在东京创办的革命刊物《江苏》，于创刊当年(1903年)的第五、六期上，连载汉驹的文章《新政府之建设》。其持论“欲开共和政体，先必破专制政体；欲立新政府，必先倒旧政府”，而“非我先有共和政体之精神，何能破专制政体？非我先有新政府之模范，何能倒旧政府？故吾扬共和政体之精神，即为破坏专制政体之先声；我树新政府之模范，即为倾倒旧政府之根基”(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5期，第22页)。又提出建设新政府的三大“定义”：“一、政府必由全国国民所组织，而以全国国民为政府之实体；一、政府必为全国国民之机关，而以全国公共事务为政府之职掌；一、政府必以全国国民为范围，而专谋全社会幸福为目的”，说照之而行，“此建设政府问题之所由解决也”(汉驹：《新政府之建设(续)》，《江苏》第6期，第31～32页)。显然，当时还没有推翻清王朝，而新政府建设的拟议和蓝图，已经在革命者的头脑中酝酿，成为推翻清王朝的先声，这也是他们建立在“破立结合”基础上的构想。 当然，在清王朝还没有推翻的条件下，“革命的破坏”在革命党人的言论和行动上无疑都是首要的，这时的社会经济“建设”只是在他们拟想当中，基本上还没有实施的条件。他们固然需要对此预先考虑和筹划，但限于条件也仅仅是初步而已。而此时他们头脑中的“建设”，主要还是侧重在政权建设方面，此乃其“破立结合”的当务之急，与新政权下的社会经济建设是有明显阶段性区别的。这也是革命派当时关于“破坏与建设”论说的一个突出特点。 与之相比，改良派则因为并不主张非推翻清王朝不可，而是认为在“立宪”而保留“圣明”皇帝的前提下亦可实现社会改造。他们在辛亥之前的言论中，虽说“建设”也并不特别多用，但实际上，其社会改造主要是说“建设”意义上的事情。特别是康有为在流亡海外后于1904或1905年写成的《物质救国论》中，持论中国“误于自由革命之说”，而“救急之方在兴物质”，诸如“自开工厂”[康有为：《物质救国论》(选录)，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0、574、579页]之类。当然，这时改良派内部观点也并不统一，像康有为弟子和昔日维新同道的梁启超，对康氏主旨上是宣扬“建设”的《物质救国论》就不能认可，他“以为自由、革命、立宪足以为国”，而对康氏之说“深不然之，阁置久不印刻”(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十五·物质救国论》，台北：台湾宏业书局1987年版，第9页)，迟数年后，康氏该书才得以出版。无论如何，康氏当时是执意坚持其“新说”的，这反映出他在维新失败而流亡海外后思想的明显变化，更表现出与革命派的明显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