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1)02-0020-06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其开创性作品《集体记忆》(La mémoire collective，1950)中论述了个体记忆的社会维度，他以某位旅客第一次拜访英国首都伦敦为例来加以说明——这位旅客在伦敦的游历，以及这次游历在他脑海中的长久记忆，都可能受到从朋友那里道听途说或阅读书本的影响。[1]这段描写实际上是哈布瓦赫著作中媒介作用于集体记忆形成的一个例证，他重点关注的就是个体记忆如何在其运作的特定社会框架中加以塑造。哈布瓦赫生动论述了狄更斯对伦敦的描写及其相关文字会对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产生何种影响，虽然哈布瓦赫并未对此详细展开，但对其背后蕴含的原理了然于心，即不同种类的“媒介”——口头语言、信件、书籍、照片、电影——也为塑造经验和记忆提供了框架，这些媒介至少通过两种互相关联的形式发挥作用：一是作为创造意义的工具，连接个人和世界；二是作为一种社交媒介，连接个人与群体。 或许哈布瓦赫只是碰巧注意到了媒介对塑造记忆的作用，但近年来这已经成为文化记忆研究的核心领域。事实上，文化记忆这一概念的形成本来就以这一观念为前提——记忆必须借助于象征物为群体所共享，这些象征物作为中介连接不同个体，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跨越一定空间和时间的所谓“集体”，只有这样，记忆才能成为整个连续过程的组成部分，才可能成为集体的记忆。本系列丛书的标题就彰显了媒介在文化记忆中的核心地位，而本书收录的论文则深入探讨了前几本书中业已提出的一些问题。与此同时，本书也从根本上采取了一种动态的视角，既研究了文化记忆，也研究了塑造文化记忆的媒介，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理论探索。 文化记忆的早期研究，尤其是那些受到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作品启发的研究，倾向于讨论那些典型的“记忆之场”，它们为个体和群体回忆共同的过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参照点。然而，随着这一领域的发展，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转向，即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将文化记忆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文化记忆是一个不断回忆和遗忘的过程，个人和群体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重构他们与过去的关系，根据已有的或新出现的记忆场来重新定位自己。正如“回忆(remembering)”一词意味着记忆应当是一种对过去的积极参与，是施为性的，而非复制性的。它既是从当下的某一特定时间点出发，实践个体与过去关系的行为，也是一个存储和检索过去事件的过程。由此可见，这些典型的“记忆场”本身是有历史的，尽管从许多角度来看，它都意味着重复的记忆行为的终点，但只要人们持续对其投入，并将其用作回忆过去的参照物，它们就能继续发挥作用。[2]如果人们不再讨论、阅读、观看某些过去的故事，或不再以各种仪式纪念它们，最终它们将失去其文化含义，成为过时的，或者“无效”的故事。[3]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可能会被新的故事所取代或覆盖，因为新故事更能诉说当下的时代忧患，也与当下的身份塑造更为休戚相关。[4] 历史故事的兴起、没落和被边缘化正是记忆动态发展的一部分，也是记忆研究的关键问题。除了已有视角，向记忆动力学的转向还要求人们重新认识使得某些集体记忆变成霸权记忆的种种因素，或反过来说，是使得一直以来被边缘化的记忆登上公共舞台中心的因素。对记忆的争夺(fighting about memory)有助于保持记忆的生命力。最近有研究表明，文化记忆的历史既涉及共识和规范的建立，也充斥着在社会断层处游走的危机与争论。[5-7]不过，本书所持的观点是，要想全面理解文化记忆的动力学，不仅要考虑社会因素，也需要关注回忆的“中介框架”[8]以及记忆进入公众视野、成为集体记忆的中间环节，上述基本观点通过以下事实可得到论证——小说和电影往往能够引发人们对那些已被边缘化、被遗忘的历史话题的辩论[9-10]。在这样的例子中，特定的媒介产品成为了集体回忆的议程设置者，历史故事借助不同媒介(印刷品、图像、互联网、纪念仪式)不断被重复，从而最终扎根于群体记忆。 从上文不难看出，媒介不仅仅是被动的、透明的信息传递者，它还积极形塑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媒介化”我们(作为读者、观众、听众)与过去的关系，从而为未来的社会回忆设置议程。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虽然可能并不明显——在于媒介本身其实也深陷于自己的动态发展之中。事实上，记忆研究从“场”到“动态”的转向，与更大层面上文化研究的转向是一致的，后者也正在经历从产品到过程，从关注离散的文化艺术品到关注这些艺术品在环境中的流通与互动的转向。这种转向衍生了一种对媒介的新理解，即媒介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而不是一系列离散的、稳定的技术。媒介并非恒稳，而总是不断“涌现”，各种创造意义、推动社交的技术也总是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出现。[11-12]尽管我们可以把“摄影”和“电影”等媒介形式描述为具有某些特殊稳定特征的媒介，但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摄影和电影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这不仅是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也得益于整个媒介格局的发展，得益于那些五花八门、不断进步的可以创造意义的工具(这一点从近年来电子游戏和漫画对剧情电影制作的影响可见一斑)。 戴维·杰伊·博尔特(David Jay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在代表作《再媒介化：理解新媒介》(Remediation：Understanding New Media)中提出了“再媒介化”这一概念，以形容“新媒介重塑旧媒介的形式逻辑”，旨在引发人们对上文所述过程的关注。[13]273他们所研究的是“媒介化的媒介化”。事实上，这不仅体现在当今新媒介文化环境中，而且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媒介就在不断地“相互评论、相互复制、相互替代，这在媒介发展中不可或缺。媒介之间必须相互作用，才能称之为媒介”[13]55。
